心理学中常用的人格测量方法包括投射测验、自陈量表、主体测验和行为评估技术，基于对象范围不同和实际条件的限制，人格测量的某些方式并不适合人格障碍的测量。{5}（P156—157）人格障碍测量中应用最广的是自陈量表方式，其中发展历史较悠久、运用较多的测量工具包括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MMPI）、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卡特尔16项人格因素测验（16PF）、加利福尼亚人格问卷（CPI）。这些量表都有相应的中国修订版本，在国内心理学领域运用相当广泛。

　　不过，上述人格测量方法还存在弊端。例如，对MMPI而言，以其得分图来解释人格理论时，效度并不显着，另因题量巨大，被试在很多项目上敷衍回答，直接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5}（P173）对16PF和CPI而言，前者主要适用于16岁以上，对未成年人并非很好的测量工具，而两者明显的缺点是，包含了过多的人格维度，各维度之间有许多重叠。{12}近年来运用EPQ的实证结论是，其精神质P的人格维度能够稳定地预测青少年犯罪，而外倾性E和神经质N的预测力并不稳定，故该三因素过于笼统，不能很好地代表人格的基本维度。{12}

　　通过上述不同种类经典量表的比较分析，张春妹等认为，19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大五”人格模型（Big Five）或五因素人格模型（FFM）[1]及其量表（NEO）较其他量表更优，能更准确地预测青少年犯罪。{12}根据五因素人格模型，人格包括五个特质，分别是神经质N、外向性E、开放性O、宜人性A和谨慎性C。[2]

　　心理学界一般认为五因素结构具有较强的整合性：与EPQ相比，其N和E的含义相同，A和C与艾森克的精神质重合，高精神质就是低宜人性和低谨慎性的结合；与16PF相比，16PF中的紧张性、忧虑性、敏感性与神经质N相关，兴奋性和敢为性与外向性O相关，有恒性和自律性与谨慎性C相关，持强性和实验性与宜人性A相关；与CPI相比，CPI中的的规范和价值维度也有几个侧面与谨慎性C和宜人性A有关。{12}因此，五因素人格结构可以很好地整合犯罪与人格的关系研究，同时，其问卷的二阶子量表还可以获得对人格更细致的了解，能够更准确地预测青少年犯罪。{12}国外学者指出，“不像诸如EPQ之类的评价总体人格构造的测量方法，NEO阐释了主要人格维度的不同侧面。”{14}五因素人格调查的一般结论是，青少年犯罪主要与谨慎性和宜人性呈负相关，开放性与犯罪无关。{12}但就年龄更小的未成年犯罪人而言，神经质一般也具有正相关性。如聂衍刚等对556名中学生的社会适应行为与大五人格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谨慎性、外倾性、宜人性、开放性与大部分良好社会适应行为存在显着正相关，神经质与大部分良好社会适应行为存在显着负相关；谨慎性、外倾性、宜人性与不良社会适应行为存在显着负相关，神经质与不良社会适应行为存在显着正相关，开放性与不良社会适应行为相关不显着；对于良好社会适应行为，谨慎性是主要和稳定的预测因素；对于不良社会适应行为，谨慎性、宜人性是主要和稳定的预测因素。{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