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是描述地球上生命的变化及其形成的自然格局的术语，包括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组成部分，其在生态、遗传、社会、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娱乐和美学等方面具有广泛的价值，对生物圈维持系统的进化和保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不可或缺的基础。
由于生物多样性的复杂性与广泛性，其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诸多方面的问题，涉及的时空范围极其广泛，[3]使得对其单一保护几乎不可能。在实践中，各国均整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知识，寻求一种综合性的政策体系加以保护。其中，法律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核心，是政策体系的骨架。
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法律命题，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有机地融合各个法律领域、各种法律调整机制与手段，以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目前，我国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法规从
宪法到有关环境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都有所规定，并制定了一些专门的法律法规。2007年颁布的《
物权法》，则是第一次从财产基本法律规范的高度对相关问题有所涉猎、予以规定。《
物权法》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可能的制度空间何在？两者如何在我国基本的现实国情与体制约束之下予以沟通与协调？为研究该问题，我们可从
物权法的制度功能开始梳理。
(一)权利配置功能
1.权利性质：物权体系之内抑或物权体系之外
在
物权法的权利形态中，存在一种未曾定论的权利形态———准物权。[4]准物权不是属性相同的单一权利的称谓，而是一组性质有别的权利的总称。按照通说，其由矿业权、水权、渔业权和狩猎权等组成。依上述定义，准物权制度与自然资源法的关系甚为密切。[5]以我国为例，这些自然资源法包括：《
矿产资源法》、《
水法》、《
渔业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与《
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在不同领域，准物权制度各有其能。例如，由于野生动物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精神价值，国家就需对之进行严格管理，以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身份对权利取得、设定予以许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