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级国家机关”的全称到“有关国家机关”的特称变迁来看，“有关国家机关”并非泛泛而谈的空话，而是为了不打乱中国宪法文本规定的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分工。事实上，中国宪法文本并未拒绝使用“分工”的字眼，[46]这是我们分别考量各国家机构考量和答复公民“申诉、控告或者检举”义务的前提。

　　1.权力机关无考量和答复公民“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义务

　　中国宪法文本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并未规定考量和答复公民“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义务。当然，中国宪法也规定了类似于美国宪法文本的“弹性条款”，“应该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这一“弹性条款”能否解释出权力机关考量和答复请愿的义务呢？答案是否定的。从宪法文本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规定来看，仅有第5项权力和第6项中的部分权力行使可以由其他主体启动，即“根据国家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 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如果公民有通过“申诉、控告或者检举”启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权力的行使程序，宪法文本不可能故意遗漏这一主体。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行使，也可做相同的推演。[47]

　　2.行政机关有考量和答复公民“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义务

　　美国学界以行政权的变迁为背景，行政权在变迁的过程中行使了部分司法职能，而法院需考量并答复公民的请愿，推导出：行政机关在行使准司法权时，有考量并答复公民请愿的义务。按照这个逻辑当然也可以推演出中国行政机关类似的义务，但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申诉、控告或者检举”大多与公民自身的权利相关，行政机关的权利保护职能在中国宪法第89条第11项和第12项有明确表述，即“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里只涉及到了特殊主体的权利保护，一般主体的权利保护呢？经由法律来解释宪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行政机关对一般主体的权利保护诉求也有考量并答复的义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时，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这说明，行政机关也有答复并考量一般主体权利诉求的义务。

　　3.法院有考量和答复公民“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义务[48]

　　司法权的特质决定，法院必须公开行使审判权。对于公民向法院提出的权利诉求，法院必须考量并答复。当然，法院有特定的职权范围，如果公民的请愿超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范围，也要答复请愿的公民，法院不予立案这一结果。中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司法公开”当然意味着处理结果向当事人的公开，决定是否立案也是“审理案件”的题中之义。

　　（四）行政机关和法院考量并答复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不意味着要对所有的这些请愿做实体处理，是否做出实体处理，要看这些行政机关和法院的职权范围

　　亦如前文所言，中国宪法文本并不回避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分工，宪法规范设置的各个国家机构的职权，就是这种权力分工的条文化表达。宪法第41条规定“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也蕴含着：公民请愿权条款并不挑战宪法文本设置的权力分工机制。因此，行政机关和法院是否对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做实体处理，依然有赖于法律解释作业，只能在职权范围内处理公民“申诉、控告或者检举”。[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