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律师阅卷权问题。长期以来，我一直坚持，阅卷决不能仅对律师作单向规定。英美法系国家，在证据展示过程中要坚持互惠原则。检察官办案过程中要让律师尽早、尽可能了解案件的情况是应该的，因此，律师阅卷权前移是必然的。律师在侦查和审判阶段阅卷权的强化，可以使律师在庭审前全面掌握案件情况。但是，因为法律并没有规定律师向检察官展示证据的程序，势必导致检察官在庭审前并不能全面了解律师所掌握的证据材料。律师在庭审时如突然提出无罪等新证据，必然导致检察官要求延期审理，形成“突袭审判”的局面。这不利于司法的公正和效率。
另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并不都是把案件所有证据材料都纳入案卷，特别是无罪的、对被追诉人有利的材料不放入卷宗的情况多有发生。一般来说，案件的侦查时间比较长，在侦查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材料，侦查机关常常收集的比较全面，如果不放入卷宗，无疑会影响律师阅卷权的实际效果。从国外的实践看，在证据展示过程中，特别是检察官向律师展示有利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应遵守什么样的规则，在英美等法治发达国家也是个难题。我认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和检察官之间不能过分强调对抗，要注意适度合作，要避免单向的证据展示。
对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我认为也存在很大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司法人员有可能对辩方证人进行威胁、利诱。反过来，律师获得调查取证权，在会见控方证人时也有可能采取非常手段，如恐吓、利诱、贿买等。很明显，这种可能性对司法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因此，我主张在律师进行调查取证，特别是调查控方证人时，侦查人员应在场，同时，侦查人员在调查辩方证人时，律师也应该在场，以避免不利于诉讼正常进行的情况发生。我建议，在修改后的律师法实施过程中，要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游戏规则，以规范和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正确运用。
二、修改后的律师法实施的保障措施应该加强。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最高等级的是宪法，其次是刑法、民法、诉讼法等基本法律，第三等级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普通法律，律师法即属于这一等级。从修改后的律师法的一般内容看，其主要规定的是律师制度、律师组织和管理等，带有很明显的行业管理或律师组织法的性质。加之，律师法虽然规定了律师权利，但并未规定这些权利的保障措施，即律师权利被侵犯后，如何获得救济。如前所述，1996年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律师会见权，但不久以后就产生了律师会见的“两次审批权”。这一问题在修改后的律师法中并没有解决。因此，修改后的律师法要想较好地实现立法目的，仍需要围绕律师权利的保障和救济，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或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