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改革浪潮中的法律信仰缺失

金媛曦

　　（一）信仰缺失与市场经济，谁造就了谁

　　之前曾看过一些评述和观点，反行之将中国人在经济发展中的法律信仰和社会伦理的缺失归咎于市场经济，认为是私有制使得人们欲望膨胀，道德败坏和诚信缺失。我认为这只是掩耳盗铃、推卸责任。

　　中国人信仰的缺失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中国上千年的古文化，无论儒家、道家、法家都以血缘为建立信任的纽带。中国人向来将“内”和“外”分的十分清楚，对自己人和外人的信任程度完全不同，由来已久也根深蒂固。近现代中国人的道德伦理观念随着经济发展和开放交流不断淡化，但其善良本心却被文革时期残酷的政治运动破坏了。它鼓励人们互相揭发，互相告密，因血缘而建立的信任也继而破没。传统道德、人道主义和博爱被批判为“封、资、修”

　　中国人的道德伦理和信仰爆发危机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自由度的增加，道德和信仰缺失的人们在物质与欲望中迷失了方向，这种缺失在短时期内无法消除，需要长时间的文化建设和市场伦理建设慢慢弥补。

　　（二）信托责任背后的产权保护——对郎咸平教授关于信托责任地位问题的异议与感想

　　中国当前经济的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制度选择还是信托责任的不健全亦或是信仰的缺失？郎咸平教授的答案是信托责任。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生活中缺乏信用，那么信用应该从哪里来呢？郎教授认为有两个途径：一是“对上帝的畏惧”二是“对法律的畏惧”。

　　中国和西方由于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差异产生的信任必然不同。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的信任是一种低信任，“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特别在目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和过渡时期，经历了一切以经济利益为重的时代，当代中国人没有对法律的信仰，也没有宗教的约束，法制建设仍在起步阶段，“儒家君子只顾表面的‘自制’，对别人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阻碍了一切信贷和商业活动的发展”。既然中国人缺乏“对上帝的畏惧”已根深蒂固，短期难以改变，那么“对法律的畏惧”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市场经济改革的良药。所以郎教授的药方就是中国应该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制定严格的法律，强迫人们去建立"信托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