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是深受艾滋病害的非洲国家，南非是TRIPS协议生效后第一个采用强制许可的国家，针对南非艾滋病迅速蔓延的这种紧急状态，南非曾在1997年签署了《药品和相关物质控制修正法案》，该法案授权南非健康部部长对用于治疗诸如艾滋病之类严重影响公共健康的流行疾病的药品授予了强制许可，这条法案一出台，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既有支持的又有法对的。这场南非政府与制药工业界间的斗争最后在公共利益为重的趋势下以南非政府的神力而告终，这也为多哈宣言的达成奏响了序曲。

　　另外不少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实行专利强制许可的技术或产品多限于对政府卫生项目的供应。这是对TRIPS协议关于“政府使用”条款的具体实施。还有一些根据其他情况实行的专利强制许可，如巴西以“公共利益”、津巴布韦以紧急状态作为强制许可的基本依据。受这种态势影响，有些公司主动降低了对外许可的条件。这里有一个例子涉及罗氏公司的禽流感治疗药品——硫酸奥司米韦，当某些国家的政府表示将对该专利药实行强制许可时，罗氏公司立刻向仿制药公司表示愿意接受政府的要求，自愿许可该专利。[6]

　　并且近年来，美国使用TRIPS协议弹性规定的次数最多。它是通过一个复杂的“专利权例外规定体系”来完成的。相关规则主要分布在判例法中，也有的分布在成文法中。例如，“波拉例外条款”适用于为药品注册或实验目的而使用的专利；“主权豁免条款”规定政府和大专院校不能成为专利侵权诉讼的被告；《特别强制许可法》适用于清洁空气和民用核能技术等。此外，还有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需求，把强制许可与司法程序中的禁令程序配合使用的判例。[7]例如，2006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对“易趣诉商业交换公司”案的判决就是一个相关判例。[8]

　　三、有关公共利益领域适用和私人利益的思考

　　专利权法是一种私法，它保护的是私人的权利，现代社会由于专利法对药品的保护以致于药品价格比较高，很多的普通人根本买不起，对公共健康造成了极

　　大的影响，更有可能造成药品专利权的滥用，那么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采用了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且少数人的利益是可以用金钱来补偿的，而涉及到的公共健康的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无法用金钱来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