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皮诺切特”案
通过本国国内法来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最为典型的案例，是1998至1999年间基于国际法被动“属人管辖”原则理论基础上的“皮诺切特”案。这也是近年来对传统国际法豁免理论影响较大的一个案例。
皮诺切特（AugustoPinochet）原是智利总统。1973年9月，皮诺切特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发动了军事政变，杀害了当时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Allende），于1974年12月自任总统。皮诺切特统治智利长达17年，一直到1990年3月。但即便下台后，他根据智利1980年宪法规定，仍继续担任陆军总司令，直到1998年3月。那时他才彻底交出军权，成为一个终身参议员，法律上享有完全的刑事豁免特权。在皮诺切特统治期间，智利有许多人被杀害，或失踪。由于这中间有不少受害人是西班牙人，所以西班牙多年来一直在调查皮诺切特担任智利总统期间所犯下的罪行，并试图就这些罪行对他进行起诉。
1998年10月，西班牙趁皮诺切特来英国治病时以皮诺切特犯有国际罪行为由，要求英国拘留皮诺切特并提出引渡请求。[13]于是，英国司法部门在西班牙的请求下将皮诺切特拘捕，皮诺切特的律师则自然地以传统国际法豁免理论为基础，提出国家元首应享有豁免权，英国没有权利拘留皮诺切特，更没有权利将他引渡给西班牙。在皮诺切特于英国拘捕以前，欧洲有些国家法院已经基于普遍管辖权对那些被指控在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犯有严重罪行的人进行了审理。[14]从那以后类似案件接连不断，最后终于因为比利时国内法庭对卢旺达国内武装冲突中的四个犯罪嫌疑人在卢旺达所犯的战争罪行的审判，使得“普遍管辖权”从理论转为实践，从而使传统国际法的豁免原则发生了变化。
对皮诺切特进行起诉和审判，首先是由西班牙国内法庭作出的决定。根据西班牙的“国家听证”（Audiencia''sNational）裁决，“西班牙可以就在智利发生的严重罪行进行调查，国内法庭可以就此对那些在西班牙领土之外的非西班牙国民行使普遍管辖权”[15]，这一决定为西班牙在1998年提出将皮诺切特引渡到西班牙的正式请求提供了基础。
从该案的案由来看，西班牙是以保护管辖原则为根据向英国提出引渡请求，英国只是根据本国1978年《国家豁免法》来审查它是否符合向西班牙引渡的条件。然而，由于这种审查本身涉及到皮诺切特作为一个前国家元首所享有的国际法豁免权能否阻止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因此，该案也就成了涉及国际法上管辖豁免原则的一个重要问题。
皮诺切特一案经过英国上议院上诉法庭的审理，最后是以六比一的投票结果在1999年3月24日通过裁定，决定将皮诺切特引渡到西班牙。然而，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重要的还不仅仅是结果，主要是在于为什么同意或者反对引渡的理由。
在案件审理中，布朗尼·威金森（BrowneWilkinson）议员认为，国家豁免的适用是有限制的，它只限于国家元首等人在位期间代表国家实施的职能性行为，而实施《酷刑公约》规定的酷刑罪行则不属于执行一个国家功能的范畴。另外，他还认为，酷刑罪行与国际法相违背。这种酷刑即便是发生在智利，其他国家也有权管辖这种官方的酷刑罪行。克雷格德（Craighead）议员认为，国际法豁免理论原则是为了在一个国家元首行使其政府职能时对他进行保护。但它有两个例外：一是该国家元首以行使政府职权为幌子而实施其个人利益行为；二是实施国际强行法禁止的行为，因为强行法要求所有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实施这类行为，并要求所有国家对这些行为予以惩罚。所以，在皮诺切特被指控的犯罪中，酷刑罪属于国际法上可引渡的罪行。[16]切维利（Chieveley）议员则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仅仅是行为构成犯罪这个事实，并不能排除国家豁免的适用。一个国家元首的职能是政府性的，而不是私人行为；如果一个国家元首实施了一个非私人行为，并且构成犯罪，但这仍然不失去其政府行为的性质。对于严重的犯罪，例如谋杀或者酷刑，或者对于较轻的犯罪，都是如此。因此，切维利议员认为应当驳回西班牙的引渡请求。
尽管英国上议院上诉法庭裁定，要将皮诺切特引渡到西班牙。但2000年3月，英国则以皮诺切特的健康状况不适宜接受审判为由，仍拒绝了西班牙的引渡请求。但在皮诺切特回国以后，智利圣地亚哥上诉法院于2000年6月5日取消了皮诺切特终身议员的司法豁免特权。2005年1月4日，智利最高法院以3票对2票的表决结果维持该裁定。[17]所以，英国的司法程序对智利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英国的裁决使得皮诺切特作为议员而享有的豁免特权被取消，也使得智利的国内司法程序也能适用皮诺切特。
在皮诺切特一案审理时，英国还认为，所有1984年《反酷刑公约》的缔约国都有义务[18]对国际罪行采取必要措施，其中包括对正在其国家领土范围内的罪犯行使管辖权，或者将其起诉，或者将其引渡。它们也强调，一个国家的前元首犯有酷刑罪或者是犯有此罪的通谋不能要求享有豁免特权而免于引渡或被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