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监狱的刑罚执行从外在方面物质性地加强了罪犯的心灵反省，使罪犯在实际的惩罚过程中烙下深刻的印象，至少使罪犯再遇到相似的情形时会猛然想起自己以前的犯罪，因此特殊预防的作用非常明显。所以，监狱要想拯救已经“死”了的罪犯，必须对罪犯采取一系列的规范化训练，再配合罪犯自己灵魂内部的美学解救（即自省自律成理性人），只有这样，特殊预防才见成效。此外，监狱的刑罚执行还收到了一般预防的功效。从这一点来看，完全否认监狱执行刑罚的重要性，而单从罪犯自己的内心世界，由自己来救自己的所谓福柯式美学解救，是完全行不通的，也是不合理的。正如学者所批判的，福柯式美学解救方案夸大了个体的精神力量，它将现代道德问题的解决归结为纯粹个体的自我意识组织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是否定了社会变革、社会革命的价值，容易滑入一种保守主义的心态。而且它强调绝对的个人改造，这种精英主义道德并不适合于每一个人。{7}
笔者认为，如果说在福柯所处的社会制度下，需要用消灭私有制从而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个体才能得到解救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显然为此扫除了障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个体被权力压迫和奴役，因此由这种权力所生产出的个体是不自由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仍应强调监狱的权力作用，但我们的权力并不是压迫性和奴役性的，相反，我们监狱的权力是用来从外在方面帮助罪犯美化心灵、促其反省，从而使其成为合乎社会规范的守法公民。惩罚是任何监狱都固有的属性，不单是我们所独有，而且它对预防犯罪也是必要的。所以，承认我们监狱的权力，承认它的惩罚性质，并用权力来改造和解救罪犯，这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恰恰相反，它非常有必要，因为仅靠罪犯自己的心灵升华来使自己成为理性人，这是不切实际的。正如德国学者耶塞克和魏根特所言“适当地、平稳地、有效地实现刑法的压制功能，使得刑法发展了那个‘构成道德的力量’（Sittenbildendekraft），通过此等‘构成道德的力量’，使得全体公民对法秩序的权威性确信无疑”{8}因此，作为刑法构成内容的监狱刑罚执行，也自然有必要运用权力来进行规范化训练，对公众进行规范化诱导，使其成为规范意识主体。
总的来说，福柯批判性地解构了主体，宣告了“人之死”，并用个体的自我心灵升华和道德提升来使自己“重生”。但笔者认为它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福柯打倒了超人般的理性主体，但在重生的解决方案中，他又用个体自己纯粹的精神世界来改造自己，显然他夸大了个体的道德力量，事实上他这是在重新树立起一个超能力的理性人，这种人可以自我改造和自我净化。但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笔者提倡监狱的行刑权力，并用该权力来诱导公众认同规范，把规范内化到自己的灵魂中，从而实现罪犯与监狱的互动，从内在和外在，从灵魂到物质统一的角度来对罪犯进行规范化训练，帮助其改造成规范意识主体。这是监狱执行刑罚的一个向度。那么，监狱又是如何对罪犯进行规范化诱导和训练的呢？其实，监狱是通过法律规范来实现这种诱导和训练的。因为犯罪表明行为人试图以极端的方式与社会相沟通，从而显示了对规范的不尊重态度；刑罚则是社会试图以独特的方式与罪犯相沟通，从而彰显规范的正确性，错误的不是规范而是行为人，违反规范的行为是不值得提倡的。{9}在这里，规范的意义凸显出来了。刑法中的规范，指的是人们在面对刑事法上的某些重大事项时应该如何行动的准则。而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规范的社会，无规矩不以成方圆，因此犯罪就是行为人用自己的行为来否定社会的规范，而刑罚则是用惩罚和痛苦的方式来对犯罪行为人的再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