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格物的举证责任之分配，应当根据人格物涉诉的不同情形予以区别对待：
第一，在涉及到人格物权属争议时，应当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规则确定举证责任。对属于动产的人格物而言，人格物之占有人视为其权利人，而其他利害关系人要否认人格物之占有人为权利人的，必须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占有人的占有不合法及该种占有不应构成人格物利益之占有；而作为占有人而言，其可以据占有的合法事实进行抗辩，但其仍然负有对人格物享有人格利益的举证责任。对不动产而言，要区分两种情况对待：（1）根据物权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已办理物权登记者，登记权利人视为人格物之权利人，其他人欲主张对该人格物享有权利的，可以根据物权法之异议登记及相关程序确认物之权利归属；而作为登记权利人其可以凭借登记这一公示要件作为抗辩的理由，但其也有义务证明其对人格物享有人格利益。（2）当该不动产未办理物权登记，则可以根据对物的合法占有事实确认占有人为合法权利人，对主张该不动产为其物权者负有举证证明占有人占有不合法及不享有人格利益的举证责任；而对占有人来讲，其负有证明其对该人格物享有人格利益的义务。
第二，在涉及人格物侵权之诉中，应当区分该侵权之诉的不同情形确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对侵权行为可能危及人格物安全时，可以根据物权法、侵权法之基本规则主张排除妨害、消除危险和影响，这时人格物之人格利益尚未处于受到直接侵害的地步，尚不须举证证明其为人格物而只须证明该侵权之虞存在即可；而对侵权行为已实际造成人格物部分损害、全部毁损、遗失或者丧失人格物价值时，则已对人格物构成实质性的侵害，不仅侵害了物的经济价值而且已侵害了物的人格利益，因此权利人主张被侵害之物为人格物要求赔偿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的，则其有责任举证证明该被侵害之物为人格物，若其仅能证明该物为其所有而无法证明该物对其具有人格利益或者这种人格利益并不充分，尚未对人格权构成侵害的话，则其仅能获得物之财产损害赔偿，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换言之，以人格物之诉为由要求侵权人承担，则权利人应当举证证明该物为人格物，对权利人具有重要的人格利益，侵权行为造成了权利人格利益的损害，而作为侵权者最大的抗辩理由则主要是该物是否为人格物的证明问题及给权利人的人格利益造成多大的损害。
第三，在涉及到人格物违约之诉中，因一般违约之诉法院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往往是违约之诉与侵权之诉发生竞合，由权利人选择某一个诉由请求法院予以处理。因此，当权利人选择了人格物之侵权之诉，则其特殊举证规则上文已做出论述；而权利人选择违约之诉的情形，因违约之诉并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因此是否证明合同标的物为人格物并不十分重要，但从诉讼本身角度而言，权利人有权也有义务主张该物为人格物，并证明违约方的违约行为导致了其人格物之侵害和人格利益的损害；作为违约方的抗辩事由则是违约之诉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
关于人格物的证明标准，也即权利人举证到何种程度方可认定该物为人格物，则应当根据前述所论及的人格物之概念、法律属性和司法认定标准综合判定，切忌主观判定该物是否人格物。
（三）执行豁免制度于人格物之适用
执行豁免是指在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由债务人享有的在一定财产和时间范围内免受强制执行的权利，不能让债务人因强制执行而陷入无家可归和饥寒交迫的境地而设置的制度。该制度的宗旨在于稳定社会秩序、保障公民基本生存和生活权利的需要，避免被执行人因强制执行导致其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这是人道主义在法律制度的中温情体现，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说：“人民的安全是最高的法律”，[19]如果仅仅为了债权人的利益，强制剥夺那些确无履行能力的债务人的人身自由，或者查封、变卖债务人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和生产资料，法律的正当性无疑受到了破坏。[20]
执行豁免制度在美国、法国、日本、西班牙等国的诉讼程序法和一些实体法中均有涉及，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执行豁免制度，仅有一些零星的类似于执行豁免制度的规定。首先是宪法规定公民享有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和生存权等基本权利，为执行豁免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其次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在提取和扣留被执行人的收入时，“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为了更好地保护被执行人的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的财产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以上法条中关于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和生活必需品的规定，即是为了保护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基本生存权，是我国执行豁免财产制度的雏形，也是执行豁免财产最直接的法律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