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人民“告御状”还有“守阙诉讼”的非常控告模式。如东汉质帝时曾下诏谴责地方长吏“恩阿所私，罚枉仇隙，至令(百姓)守阙诉讼，前后不绝。”[38]说明当时人民“守阙诉讼”已经成为一种常见之事。这里的百姓“守阙诉讼”，就是“集体上访”，直接到王宫的大门前，控告地方长官贪赃枉法。阙，即门观，西汉时指未央宫北阙，东汉时指鸿都门，是王宫之正门，均为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39]汉代诣阙上书的人有宫车司马负责接待。“公车司马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宫南阙门，凡事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40]

　　汉代人民向皇帝提出非常控告或上诉，还可以利用一种特别上书的方式。在当时，向皇帝上告重大紧急事件的特别上书，称“上言变事”、“上变事”，简称“变事”、“急变”(如果系匿名而为，则称为“飞变”、“飞章”、“斐变”、“悬书”)。如汉成帝时，九江人梅福“数次因县道上言变事，求假(借)轺传诣行所在，条对急政”[41]。如果有关于官吏重大贪赃枉法、残刻民众的事件，百姓假借官车直接到“行在”(皇帝出巡临时驻跸之所)控告，不也是权益救济的方式之一了吗？

　　汉代的百姓还可以直接上书皇帝以救济权益，如《汉书·刑法志》所载少女缇萦上书汉文帝、主动请求入官为奴以赎其父肉刑之罪一事，应该看成一次典型的个人非常上诉救济权益的案例。

　　魏晋时代亦有“登闻鼓”之设置。正式以“登闻鼓”名告御状之鼓，大约始于晋。晋武帝时，于宫门外悬鼓，吏民有冤抑者，击鼓诉之于朝廷。“西平人麹路伐登闻鼓，言多袄谤，有司奏弃市。帝曰：朕之过也。舍而不问。”[42]麹路击“登闻鼓”要申诉的，肯定是与自己的权益相关的事情，可是被当时的官员认为是“言多袄谤”，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当成“上访油子”，并且要处死刑。幸而晋武帝开明，没有追究。在当时，人民到京师非常上诉鸣冤的方式是“执黄幡，挝登闻鼓”[43]，好多人就是以此引起皇帝关注而申控成功的。如惠帝时太保主簿刘繇等人执黄幡、击登闻鼓为他人之讼冤；怀帝时小吏邵广盗官幔三张论刑弃市，其幼子执黄幡、挝登闻鼓乞恩[44]。所谓“执黄幡”，大约类似于后世写鸣冤标语高举起来，引人关注。这些都是特别上诉申诉方式，实际上一直为后世沿用。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北朝也模仿汉制设“登闻鼓”。北魏时，“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奏其表。”北魏法律规定，案件虽已经审结，“以情状未尽，或邀驾、挝鼓，或门下立疑”，以状告于皇帝。[45]“人有穷冤”，就是案件经过了所有审判层级环节，还不能申冤；此时向皇帝“告御状”的办法有三：邀车驾，击登闻鼓，门下立疑。“邀车驾”，大约是指直接于皇帝车驾经过之处拦轿喊冤；“门下立疑”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不太清楚。是不是“立于肺石之下”的另一种说法，因为肺石一般就是设置于王宫的某个门下的。

　　在南朝也设有这类特殊救济方式。南朝梁武帝时曾设谏鼓、谤木、肺石。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下诏于公车府谤木、肺石旁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议，投谤木函；若从我江汉，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龙蛇方悬，其次身高才妙，摈压莫通，怀傅吕之术，抱屈贾之叹，理有礉然，受困包匦；夫大政侵小，豪门陵贱，四民已穷，九重莫达。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46]天监三年(公元504年)，梁武帝出题测试秀才，曾曰：“朕立谏鼓，设谤木，于兹三年矣。”[47]注曰：“立鼓于朝，有欲谏君者击之；设谤木于阙，有诽谤，使人击之，武帝立之已三年矣。”说明当时曾仿行古制，在朝廷门外设置过谏鼓、谤木、肺石。“山阿欲有横议”，包括士民百姓申控官吏违法滥权、救济自己权益的情形；所谓“大政侵小”、“豪门凌贱”，主要就是官僚贵族滥用权势欺压百姓、侵损其权益的情形。因为考虑到“四民已穷，九重莫达”的困境，才给人民提供一个将申控状子“投肺石函”的机会或途径，以为非常救济。

　　在南朝时代，历朝皇帝还经常发布诏书征求人民建言或鼓励人民非常控诉。如梁武帝时曾发布诏书：“四方士民，若有欲陈言刑政，益国利民，沦碍幽远，不能自通者，可各诠条布怀于刺史二千石，有可采申，大小以闻。”[48]这是规定人民可以通过省级地方长官向皇帝申控。“陈言刑政”，包括就重大案件申控官吏、救济权益；“诠条布怀”，就是写成条理清楚的文书表达自己的建言或申控。在当时，负责接待士民应征来京及转递谏书的公车府，似乎变成了专门接待士民来访申控的接待处。如齐东昏侯时，士人崔偃“诣公车门上书申冤”，使其父崔慧景冤案得以昭雪[49]。

　　(三)隋唐至明清时代的“告御状”与人民权益非常救济

　　在隋唐以后，人民通过“告御状”之类的方式实行非常救济的制度途径大大地发展和完善了。

　　隋朝的非常上诉制度，首次特别明确地强调了必须层层级级逐级上诉、只有用尽一切正常途径仍无效时才能“告御状”的原则。“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3]这里的“诣阙申诉”，其实就是直接到宫门外喊冤，也许就是“立于肺石”或“门下立疑”。“挝登闻鼓”是除“诣阙申诉”以外的另一种程序。

　　唐代的非常申控制度，相当完善。唐王朝一开始似乎就在长安、洛阳二京设“登闻鼓”。唐《公式令》规定：“诸辞诉者皆从下始。先由本司本贯；或路远而踬碍者，随近官司断决之。即不伏(服)当请给不理状，至尚书省，左右丞为申详之。又不伏，复给不理状，经三司陈诉。又不伏者，上表。受表者又不达，听挝登闻鼓。若独老幼不能自申者，乃立肺石之下。若(告诉人)身在禁系者。亲识代立焉。立于石者，左监门卫奏闻；挝于鼓者，右监门卫奏闻”[50][51]。国家正式律典中有关于非常上诉的规定。《唐律》规定，“邀车驾及挝登闻鼓，若上表诉，而主司不即受者，加(越诉)罪一等。”“诸邀车驾及挝登闻鼓，若上表，以身事自理诉，而不实者，杖八十。”[52]《唐律》规定了三种非常上诉方式：“邀车驾”、“挝登闻鼓”、“上表”。按照此规定，只要所诉属实，人民就可以有“告御状”的权利。不实者，也不过杖八十，是轻刑。法律也没有规定部分“不实者”坚决不受理。

　　关于这三种告状方式，《唐律》中并没有格外强调前置程序——要先用尽各级处理程序后才能告御状，但《唐六典》强调了这一点。“凡有冤滞不伸欲诉理者，先由本司本贯……，经三司陈诉又不伏者，上表；受表者又不达，听挝登闻鼓。若茕独老幼不能自申者，乃立肺石之下。”[50]此外《唐六典》还对三种“告御状”的方式作了非常明确的使用顺序规定：先向皇帝上表，不达者再击鼓；二者都不能自为的弱者就立肺石。

　　武则天当政时期，为了“大收人望”，又搞了一些新名堂。“垂拱初年，令熔铜为匦，四面置门，各依方色，共为一室。东面名曰延恩匦，上赋颂及许求官爵者封表投之。南面曰招谏匦，有言时政得失及直言谏诤者投之。西面曰申冤匦，有得罪冤滥者投之。北面曰通玄匦，有玄象灾变及军谋秘策者投之。每日置之于朝堂，以收天下表疏。”[53]在这四个“意见箱”中，与人民的非常上诉或申控、救济权益有关的是“申冤匦”，专门满足“得罪冤滥”、“怀冤受屈”、“无辜受刑”的人民的救济需要。“招谏匦”也与此有一定关系。“言时政得失”、“直言谏诤”、“匡政补过”等等其实也包括申控官吏违法滥权、救济正当权益。为了管理四匦，设置了匦院，“置匦使一人，判官一人。谏议大夫或拾遗补阙充其使，专知受状。”[54]这种设专职受理非常上诉的机关的方式，直接为宋代的相关制度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