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揭示刑法的真实含义，可以采用的刑法解释方法很多，通常有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而论理解释又包括扩大解释、缩小解释、当然解释、反对解释、补正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论解释等等。但是，任何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都必须符合刑法规范的目的，当不同的解释方法得出多种结论或者不能得出妥当结论时，就必须以目的论解释为最高准则。因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定的目的”{31}。运用目的论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最能直接地实现刑法的目的。试比较以下两个案例：案例一：武某捏造了宋某犯罪的事实，并向境外A国司法机关告发，A国司法机关经查明宋某的犯罪成立，可以适用A国的刑法。问题：武某是否构成诬告陷害罪？案例二：流浪汉苏某眼看寒冷的冬天快到了，就打算去监狱中过冬，于是苏某对关某说，能否诬告我让我入狱5个月，关某同意并果真诬告了苏某，法院判决苏某入狱5个月。这样，苏某在监狱中度过了冬天。问题：关某是否构成诬告陷害罪？对于上述两个案例，仅仅通过《刑法》第243条的罪状描述难以判断是否成立诬告陷害罪。因为上述两种情形均符合该条中的“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看似都符合诬告陷害的成立条件。此时，必须透过该罪的法益，分析该罪是为了保护什么法律利益，才能真正读懂该罪的构成要件。对该罪的法益有两种理解：(1)法益是本国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则案例一中武某的行为不成立诬告陷害罪，因为侵犯的是外国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案例二中的关某构成诬告陷害罪。(2)法益是人身自由，则案例一中的武某成立诬告陷害罪，因为宋某一旦到A国，会受到起诉等司法追究（且诬告陷害罪只要告发即成立，不需等到司法机关实际上启动司法程序）；案例二中关某不构成诬告陷害罪，因为入狱的结果是流浪汉苏某所追求的。由于诬告陷害罪规定在分则第四章，因而第2种对法益的理解正确。案例一构成诬告陷害罪，案例二不构成诬告陷害罪。同样，每个刑法分则条文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然后在此目的下设置构成要件与法定刑。例如，《刑法》第223条规定了故意杀人罪，如果行为人将机器人予以毁坏，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因为本罪的法益保护的是人的生命。据此，可以将行为对象“人”解释为具有生命的自然人，由于机器人不能体现故意杀人罪的保护法益，因而不属于故意杀人罪的行为对象。既然刑法条文是在保护某种法益的目的下制定的，既然犯罪构成要件是在保护特定法益的目的下设计的，那么，对构成要件的解释理所当然必须以法益内容为指导。运用法益对法条进行解释是刑法解释中最本质、最根本的解释方式，是解释者最重要的解释规则。
【作者简介】
张苏，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
【注释】{1}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4页。
{2}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苏逊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1页。
{3}张明楷：《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4}陈忠林：《意大利
刑法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6页。
{5}
刑法的机能实际上并不限于法益保护与自由保障两项机能，根据不同立场、理念与概括方法，还可总结出不同的
刑法机能，包括：社会保护机能、社会控制机能、报复机能、预防机能、社会伦理机能、行为规制机能等等。但总的来看，
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自由保障机能，是一般学者都承认的。
{6}
关于刑法的解释目标，依照不同的标准，有“原意说”、“文本说”、“解释主体说”、“主观说与客观说”等，本文选取大陆法系通行的标准，从主观说与客观说的角度进行分析。
{7}陈兴良：《法律解释的基本理念》，《法学》1995年第5期。
{8}亨利·莱维·布律尔：《法律社会学》，许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9}张明楷：《
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序说第1页。
{10}高铭暄：《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11}何秉松：《
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
{12}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13}张智辉：《
刑法理性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14}许道敏：《民权刑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15}应当注意，《
刑法》第
2条既是
关于刑法任务的规定，同时也是
关于刑法目的的规定。《
刑法》第
2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据此可以看出，《
刑法》的任务是为了抑止犯罪行为，从而保护法益。因为犯罪侵犯了法益，预防犯罪是为了保护法益，这也正是《
刑法》的目的。
{16}“国家制定
刑法想要追求的结果”并不等于“国家制定
刑法时想要追求的结果”，根据前者，可以对
刑法文本进行客观解释，而根据后者则应推测立法时的“原意”，对
刑法文本进行主观解释。
{17}在1979年之前更早的相关文件中，盗窃罪的对象也是财物，在旧中国《
刑法》中，盗窃罪的对象也是财物。
{18}何泳、陈明翔：《用“木马”盗游戏装备价值百万贱卖20万》，《深圳特区报》2010年7月14日，第B03版。
{19}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沅芷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页。
{20}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页。
{21}李在祥：《韩国刑法总论》，韩相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22}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275页。
{23}苏力：《也许正在发生》，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24}吴丙新：《修正的
刑法解释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
{25}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13页。
{26}参见拙文《对内幕交易罪争议要素的评释》，《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4期。
{27}参见David Nelken, Contrasting Cnminal Justice,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2， p.241.
{28}所幸的是，2010年司法考试官方辅导用书已经将该观点进行了修正，指出：“窃取行为虽然通常是具有秘密性，但并不限于秘密窃取。”参见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编辑委员会编：《2010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80页。
{29}对于故意毁坏财物罪中“毁坏”的理解，就是随着新的案件事实的出现，不断促使解释者对毁坏的含义进行新的解释，在日本、德国先后出现了“物理毁损说”、“有形侵害说”、“一般毁坏说”，根本原因在于新案件事实的出现，促使法官对毁坏的含义进行重新解释，从而推动了学说的发展。
{30}按照行为无价值的观点，行为人实施了伪造货币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而按照结果无价值的立场，行为不可能对本罪的法益—货币的公共信用造成实际侵害，也不可能造成对法益侵害的危险，所以无罪。但如果认为伪造货币罪的法益是货币的发行权，则伪造面额10000元的人民币的行为成立伪造货币罪。
{31}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