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在《科学》杂志上读到华罗庚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即生爱才之心，决定聘请华为该系资料员（助理员），一边工作一边旁听大学课程，月薪40元。次年破格升为助教；第四年又升为教员，给一年级学生上微积分课。1936年，华罗庚得到中华文学教育基金会乙种资助金1200美金，以访问学者身份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1938年，华罗庚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回国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学校召开资格审查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了他的教授资格。1946年他应邀赴美，历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10]
若将论者关于中国大学不能造就大师的宏论，以及经其诠释的梅说“大学要聘请好的师资”联立起来，势必得出中国的大学要想得到好的师资，只能靠借力于外国大学造就的大师这样的推论来。据此，“挖大树进城”，从全球引进“人才”，就成了理所应当之事。然而，华罗庚的经历恰恰提供了中国大学有责任发现和培育（未来）大师的反证。至于陈寅恪留学美、德等国时，人家是否待之以“大师”，也尚待考证。
多年前，鲁迅在引领青年思考“未有天才之前”、鲜花与泥土的关系问题时曾指出：“天才不是自生自长在深山荒野里的怪物，是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在要求天才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其中“天才”二字不妨换做“大师”。既然大师不是天生的，就必须思考大师何以成为大师的问题。既然当下的大学培育不出大师，就有必要追问一下其中的原委。
回溯过往不难发现，陈、华二人都没有博士学位，却都可以得到清华的礼聘（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如闻一多、[11]如钱穆[12]）。“英雄莫问出处”，这该是造就大师的第一步。陈、华二人都游学多方，不拘泥一家。正如金庸笔下那些最终成为武学宗师的人物，郭靖、令狐冲之辈，无不师从多方，博采众长。“转益多师是汝师”，[13]这或许该列为成就大师的第二条法则。这二条可以作为反观今日国内大学种种作为的镜鉴，以启示成就“大师”的路径：大师一定要出自北美抑或德意志名校的门庭？发表英文的、且为SCI收录的papers，可曾是成为国人公认的“大师”的必要条件？[14]当年，陈寅恪出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似乎得到了吴宓或梁启超的推荐。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15]此说虽未必准确，但陈寅恪当时没有什么著作却是不争的事实。1938年7月29日，胡适在一封推荐陈寅恪为牛津大学“中国”教授的信中提到，陈的研究大多刊载在中央研究院的集刊和清华大学学报，其唯一的英文著作是《论韩愈与唐代小说》，刊载于早期的哈佛亚洲研究学刊。[16]既然英文paper对陈、华这样的前辈大师不是必须的条件，奈何据以要求后进的“小师”必须为之？其实，即便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师也不用英文写paper。基普·S.索恩曾抱怨说他浏览爱因斯坦发表的科学论文时，因为不懂德文，只能看1965年的俄文选集，而爱因斯坦的大多数论文直到1993年才开始译成英文！[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