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上述基本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为标准来界定刑事强制措施，不仅可以将羁押、逮捕等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手段作为研究对象，而且可以把搜查、监听等强制性侦查行为也纳入研究范围。在理论上，可以使得刑事诉讼的范畴更加富有逻辑性，而概念本身更有利于揭示刑事强制措施的本质特征，明确刑事强制措施在宪政体制中的地位，明确刑事诉讼法的应用（运用）宪法（“刑事诉讼法是宪法的大宪章”、“宪法之测震仪”）地位。这种理论上的倡导，有助于在实践中，树立一种观念：突出某些现在被视为刑事侦查行为的强制措施，促使司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不光注重收集证据、查获犯罪人，而且更为注重强制侦查行为与任意侦查行为的区分，彰显强制侦查行为中基本权利保障的重要性。
二、刑事强制措施的程序指向性
刑事强制措施的发动与实施，并非刑事诉讼中的必经步骤。也就是说，刑事诉讼活动中并非绝对、必定要发动刑事强制措施。刑事强制措施本身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运用这种手段则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刑事强制措施的发动与实施，都应指向其所欲达成的目的，若没有目的的存在，刑事强制措施就不应该发动，否则即构成刑事强制措施的滥用。
刑事强制措施究竟因何种目的而发动与实施？这是思考刑事强制措施正当性的前提，不同的目的指向将导致不同的制度设置，影响其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功能发挥。对此问题，我国大陆学界观点不尽一致。有的学者认为刑事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危害诉讼、危害社会的行为{6}；另有学者则干脆上升到刑事诉讼目的上，认为其具有犯罪控制、人权保障之双重目的{7}（P.35）；还有学者认为教育、惩罚也是强制措施目的之一{8}。笼统地认为刑事强制措施的目的是犯罪控制、人权保障，实际上未将强制措施与其他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予以区分；认为强制措施兼具防止危害社会行为、惩罚、教育目的的观点，则脱离了刑事诉讼程序本身，将强制措施的应有功能与实有功能、附带效应加以混同，上述观点都无法准确揭示刑事强制措施的目的指向。我国台湾学者对刑事强制措施具体目的较为细致的分析，有助于看清刑事强制措施的本质。多数台湾学者从正面观察刑事强制措施的目的，认为刑事强制措施是国家机关追诉犯罪时，为保全被告或搜集、保全证据的必要，而对受处分人施加的强制手段。刑事强制措施的目的，不外乎“保全被告”，例如拘传、通缉等，以及“搜集、保全证据”，例如搜查、扣押，有些强制措施则可能同时具备以上两种的目的{9}（P.155）{10}（P.243）。少数学者从反面进行分析，认为刑事强制措施的目的在于“排除阻碍”，无阻碍，便无强制措施适用的可能。具体而言，由于刑事诉讼程序，是因案件的存在而推动诉讼程序的流程。由于案件包括了“行为人”与“犯罪事实”两部分，刑事诉讼程序所面临的阻碍一部分是由“行为人”所引起的，而另一部分则是由“犯罪事实”所引起的。以“因犯罪事实所引起的阻碍”而言，侦查的任务在于搜集、保全证据，以查清犯罪事实，在侦查程序中当证据不足导致无法查清犯罪事实时，侦查就产生阻碍，而需动用强制措施加以排除，此种阻碍，就是因犯罪事实所引起的阻碍。就“因行为人所引起的阻碍”而言，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都必须保证被告人到案，当被告不到案时，诉讼程序就无法合法地进行，诉讼程序便产生了阻碍，而也需动用强制措施加以排除，这种情形下产生的阻碍就是“因行为人所引起的阻碍”。因此，虽说强制措施的目的是排除阻碍，但具体而言，强制措施的目的，在于排除“因行为人所引起的阻碍”与“因犯罪事实所引起的阻碍”。[1]笔者认为，不论从正面角度来看待刑事强制措施的目的，将刑事强制措施视为搜集、保全证据、保全被告人的手段，抑或从反面分析刑事强制措施目的，认为刑事强制措施是为了“排除妨碍”而发动与实施，最终归结起来，均系为了保障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不过二者都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刑事强制措施究竟应当从积极的角度来追求刑罚权的实现，还是只能从消极层面来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笔者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如同国家在现代社会中被看作是不得已的“恶”一样，刑事强制措施也是刑事诉讼活动中不得已的“恶”。刑事强制措施是在牺牲仅仅有犯罪嫌疑的被追诉人的人身自由、财产、隐私等权益的前提下，换来了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因此，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司法机关不能主动去实施刑事强制措施，特别是中立的裁判机关，更应当审慎行之。毕竟，诸如羁押等刑事强制措施虽然说与刑事追诉目的有关，也只能说是刑事认知程序的“附带目的”，它绝对不是主要目的，更不容许以强制措施作为积极的认知手段。刑事认知程序的目的系“积极地”去收集证据、调查证据，而强制措施只能作为防止侵害刑事认知活动的一种“消极”手段，所以，刑事强制措施与侦查、起诉、审判程序的法律性质并不相同{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