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救助立法的核心原则：国家之爱
从道德层面来讲，特别是道德的终极角度来看，爱是一切道德的总根源。孔子的思想代表了中国儒家传统的仁爱观，《论语》中说，“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中的道理很浅显，因为有爱才愿意付出，有爱才会用积极的行为来表达。对于国家来说，只有对公民有深厚的爱，才能对公民的权利进行保护，才能对公民所受的冤屈进行救济，进而才能为全体人民承担保障正义、维护秩序的国家责任。可见，从本质上来看，爱是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实质。对于公民的品德来说，爱可以适用于一切人类生活的场景和不同的伦理关系，在这样一个总的原则下，可以细化为夫妻之爱、父母之爱、子女之爱、友人之爱及邻人之爱。同样道理，对于国家的德性来说，爱也是联系国家所有行为、所有组织的精神力量，对于国家这个特殊的主体而言，它所面对的客体有三个方面，一是本国国民，二是本国的自然环境，三是邻国及其人民。因此，对于国家而言，关爱人民、关爱自然、尊重他国及其国民就是国家之爱的三个主要方面。如果将国家之爱细化为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当中各种制度，那么就可以全面彰显国家之爱的全部内容。由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验证上述结论：一方面，从国家的救助行为来看，将物资、金钱和财物交付给那些处于急难中的公民，国家的行为所表达的就是国家对于公民生存的真诚的关怀、对于公民发展的真诚关注。另一方面对于公民来说，当公民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国家的关爱和支持的时候，在他内心所激起的是强烈的爱国之情，他对国家、对社会以及对生活的感激会令他产生报效祖国的强烈信念，在遵守法律、依法纳税等具体的法律行为当中，他就会以各种方式去尽力地表达他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和爱护。
在我国传统的思想品德教育当中，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等被认为是公民应当具有的美好品德，“八荣八耻”更为详尽的列举了公民所应当遵循的伦理规范，但从主体的角度来看，这些美德的主体多是公民主体，而不是国家主体。与公民热爱他祖国相对应的是，国家应当爱它的人民，应当爱它的每一个公民。如果国家不爱它的公民，那么它的公民又如何地爱他的国家呢？人皆知单方的爱必然产生不均衡的结果，这样的道理对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也同样适用。如果一个国家不是以爱人民的目的而成立的国家，那么它的存在就只能以现实需要为归结点，利益的多少、利益的得失就会成为一个国家惟一的、最高的价值目标，国际社会也会成为一个没有道义原则、只遵守弱肉强食规则的丛林社会，这样的国家性质反过来同样影响它对于国民来说所具有的意义，最终它就会沦落为满足现实利益需求的统治工具——一种只具有现实形式而没有伦理内涵的空壳。
(二)平等尊重原则：尊重弱者与平等保护
按照社会达尔文者的解释，陷于贫困者往往是由于其自身的无能和懒惰造成的，因为“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导致贫穷的责任不在社会而在个人”[7]，因此，国家就不应该对此进行救济。更为重要的是，此种救济还会影响那些有才能者和勤奋者，对他们而言，这种“损有余而补不足”会伤害他们的劳动积极性，这无异于诱导他们也成为懒惰的人，最后沦落为专靠吃救济为生的社会寄生虫。这样的理解，其本质是否认国家进行救助的正当性。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国家对于这些弱势群体就会怀有鄙视的态度，将救助其视为优势者因慈悲而施舍的恩赐。与此相应，在立法思想上也会采取限制的手段、规定苛刻的条件，甚至以受救济者失去权利和自由为代价[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