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意见则认为，医疗行为只要是以治疗目的实施，手段、方法符合医疗技术准则和社会观念，就不能说是破坏了身体外形或者生理机能，即便是欠缺病人同意，医疗行为也不符合伤害罪的构成要件。[8]此为少数说。

　　（二）伤害罪构成要件的解释

　　身体是伤害罪的对象。医疗行为的施行造成身体完整性的破坏，是否就当然被评价为身体伤害，这无疑是怎样解释伤害罪构成要件的问题。即便是站在通说（医疗行为伤害说）的立场，根据论者对被害人同意的不同理解，亦有认为须区别阻却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合意”（Einverstandnis）与阻却违法性的“同意”（Einwilligung），病人同意阻却身体伤害的违法性，[9]以及认为“同意”（Einwilligung）阻却构成要件符合性，病人同意亦是的观点。[10]如文献所表示，支持同意排斥构成要件的见解都强调了意思决定（支配）即是刑法要保护的法益本身的观念。[11]的确，像财产权，还有人身自由权、性自主权、名誉权的情况，论理如是。但伤害罪规定是否也保护了某种意思决定（支配）的效果，要作特别考虑，这也依赖于伤害罪构成要件的解释。

　　就像得到所有权人的允诺、指示而伐倒名贵花木，不是故意毁坏财物，而是为所有权人提供了积极协助一样，仅是犯罪对象在外观发生的变化并不能说明危害是否发生。诚然，身体完整性的破坏通常是伤害（损害了生理机能），但医疗行为的特殊性恰是以一定身体损害作为代价维护了生命、身体健康的优越利益。不能因为名贵花木被伐倒，就否定所有权被积极实现的事实，也不能因为皮肉被切开、肢体被截去、生理机能被干预，就否定生命得以保全、身体健康得以恢复的事实。

　　进一步地，如果得到所有权人的允诺、指示而将贵重财物加以毁坏（摔碎古董瓷瓶），绝对是对财物的有权处分，自始否定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但是，得到同意、嘱托而施加伤害，即便是不被刑罚处罚，又何以构成权利行为？换个场景，若是确实不忍见所有权人以某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处分财物（还是摔碎古董瓷瓶）而做出夺取财物以行劝诫的动作，所有权人坚持要行权，可依据物上请求权主张排除妨害、返还原物。但是，违背自伤自残者的主观意思而进行抢救起码可以成立紧急避险。若是认为当事人自己因激动、烦躁、紧张、恐惧而不能够看清自己其实有“好好活下去”的真实想法，进行同意的推定也有可能。易言之，伤害罪规定保护的是客观标准确立的身体健康利益，没有意思决定（支配）的内容。不能因为医疗行为违背病人的意思决定，破坏了身体完整性、干预了生理机能，就径直认定为符合伤害罪构成要件。

　　（三）医疗伤害的特殊性

　　笔者以为，医疗行为若是取得治疗效果，对病人的身体健康利益有着维持、改善的作用，就算是没有病人同意也不符合伤害罪构成要件。唯医疗行为遭遇完败，或者仅小部分地取得效果却让病人负担严重损害，才存在讨论刑事责任的问题。但这一看法可能招致批评，故须作进一步解释：

　　其一，如果将利益权衡（优越利益的实现）作为正当化的原理，医疗行为的法律评价难道不应该是一种事前的、概然的判断么？何以凭事后或然发生的效果认定违法与否？的确，事前的、概然的利益权衡在违法性判断阶段有重要作用，例如，病人罹患重症，性命垂危，哪怕是没有同意，甚至是违反明示拒绝，只要抢救措施符合医疗技术准则，即便最终没能够挽救，也没有刑事责任之虞。请注意，此时抢救措施的违法性在刑事领域被阻却，在民事领域亦是（民法通则第129条、侵权责任法第31条），是彻底的适法行为。因为在生命面临紧迫威胁时，病人同意（甚至连同意的推定）已经不再是抢救措施正当化的必要条件。但在紧急情况以外，取得治疗效果的专断医疗行为不引起刑事追诉，亦非彻底适法，仅是现行刑法没有确立相应罚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