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律真实界定有多种，举其典型有二，一种界定认为：定案事实是由案内被采信的证据证明的事实，是一种法律真实，是法定程序产生的真实。[26]
另一种界定认为：由于（实体法）细化了证明要求，（只要法官）满足了法律上的证明要求，就是满足了对案件事实真实性的要求，法官不必再另求案件事实的客观真实性，按照这种证明要求得到的真实，被称作“法律真实”。[27]尽管表述不同，但是其共同点在于：只要在诉讼程序中，根据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要求确定的案件事实就是法律真实。
这里需要明确的问题有三：首先法律乃至适用法律的司法能否为确保“法律真实”提供足够的担保，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且不说法律规定的欠缺（这种欠缺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更为严重），即便是在法律规定充分的情形，在对立的纠纷和诉讼构造中，面对复杂的社会状况和案件事实，仅仅依靠法律程序和规定并不能保证接近真实；再且，案件真实的确定往往不能简单地依靠法律的定型规定，案件的变动性和诉讼过程中证据的被解释和被裁剪造成的事实的变化，都需要法官的智慧和经验、依靠司法统一体的政策和衡平力量来完成对真实的探究，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纠纷的本质和内涵。日本学者伊藤滋夫甚至说，裁判中的事实认定几乎是基于经验的认定。[28]近年来为我国学者积极研究的法律推理理论中涉及的证明推理，所依据的大多是经验规则。而这些经验规则恰恰是法律所不能规定和归纳的。它们与法官个人的兴趣、能动性密切相关。
其次，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能否视为同一。应该说，如果根据论者的观点和论据，可以将法律真实简单地概括为通过法律确认的真实。换言之，通过法律的程序和方法确定的真实，即“方法上的真实”与前述科学认识中确认的纠纷的本质内涵的真实存在难以缩小的距离。直言之，基于科学认识论追求的真实应该是纠纷案件事实的内在关系，这正是裁判之目的所在，而通过法律的程序与方法确认的真实，不过是接近或达到认识纠纷本质的初步阶段和途径。将方法与目的混淆，甚至以方法取代目的，与前述的科学认识完全背道而驰。
第三，裁判的认识与科学认识是否可以等同？在现代诉讼中，诉讼制度和证据规则的完善过程之中，正是不断吸收各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不仅诞生了法律科学，也诞生了裁判科学。裁判中的科学认识方法的大量适用，应该是将传统裁判改造为科学裁判的明证。[29]因此，将裁判的过程看作一种科学认识纠纷案件事实的内在关系，并循其规律加以解决的过程，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断语[30]
不少持“法律真实”论者丝毫不否认法律真实是裁判的最起码的要求，而“客观真实”才是诉讼和裁判追求的终极目标。而且，事实上，在每年发生的数百万件各种类型的案件中，由于裁判者的努力和当事人的诚实勤奋，大部分都是以认识纠纷的本质从而化解纠纷的结果告终。只有极少部分案件会迫使法官在无可奈何之下作出“证明责任”前提下的裁判。如果仅仅以微少的例外而适用“法律真实”的概念，从而夸大认识的艰难，降低证明的门槛，势必对中国的司法本质造成冲击。就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的争论，笔者尝试通过对科学认识论的阐述，以阐释裁判过程中裁判与真实、纠纷本质的关系。然而，毕竟属于超越学科的努力，笔者自身的能力又十分有限，再加上惰性使然，以至于未能在较长的时间里形成系统的思考。只能以点滴心得就教于贤者。不过，笔者相信，经过充分、深入的讨论，对问题的归纳途径总有可能趋向一致，或拉近距离，至少也会增进了解。这是草作本文的主要动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