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基于裁判遗漏的特殊性，本着效率优先兼顾公正的价值理念，[13]对当事人申请补充判决，是否设置法定期限，应该兼顾一审程序、二审程序与再审程序的相互关系，区别情况、分别对待。补充判决程序的主要立法目的是提高诉讼效率。在一审程序中，当事人对法院的漏判申请补充判决应该设定法定期限，具体期限的长短，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考虑到我国律师代理诉讼比例小的实情，期限不应过短，可以采取比较折中的方案，规定为6个月为宜。不过，补充判决毕竟是由于法院的错误造成的，因此对法院告知当事人申请补充判决不应该设定法定上的期限，否则，若当事人不申请而超过一定期限，法院就无需承担告知的责任，这既不利于漏判错误的及时纠正，也难以避免有怂恿法官恣意裁决之嫌。
因补充判决程序属于独立的判决程序，补充判决申请期限的时间比上诉期限的时间长，这就牵涉到如何协调当事人申请补充判决与提起上诉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一审程序中，对待漏判原则上不允许当事人单独就裁判遗漏问题提起上诉，但若是当事人对一审判决的其它事由不服而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发现一审裁判有遗漏或当事人对一审判决的其它事由不服和一审裁判遗漏一并提起上诉的情况下是合理的，既节约了司法成本，减少了当事人的讼累，减轻了法院的工作负担，也体现了当事人依法享有的程序处分权利，符合诉讼公正理念。因此，《建议稿》第319条除规定对漏判问题当事人可以申请补充判决外，也不禁止当事人提起上诉，原则上可行，但存在缺陷。因为如果仅凭裁判遗漏单一因素允许当事人提起上诉，由二审法院处理，就违反了审级制度，有损诉讼公正，而按照《适用意见》第182条规定二审法院若发回重审，则又违背诉讼效率原则。比较合理的选择是禁止当事人对单一的裁判遗漏提起上诉，具体解决方案是将《建议稿》第319条中的“但当事人已提出上诉的除外”改为“当事人仅就裁判遗漏部分不服的，视为申请补充判决”。不过，为了引导当事人对裁判遗漏优先选择适用补充判决，可明确规定当事人补充判决免缴诉讼费用。
一审裁判遗漏时，若当事人未能在60日内提出补充判决申请，则发生失权效果，即丧失申请补充判决的权利，且当事人未在上诉期限内提起上诉，或者虽然提起上诉，但二审法院未发现一审有漏判或当事人未将一审裁判遗漏一并提起上诉。在此情形下，当事人对漏判部分应该如何寻求救济呢？[14]因漏判部分诉讼标的具有独立性和可分割性，且未经过法院裁判，因此，当事人就漏判部分可以另行起诉。对漏判部分如此救济，不但合理也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5项的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法院对当事人提起的上诉请求事项发生了漏判时，不宜对当事人申请补充判决设置法定期限。理由如下：
首先，在二审程序中如果对当事人申请补充判决设定法定期限，在出现当事人延误申请或在法定期间届满后才发现裁判遗漏事实情况下，因期间的经过，发生失权，当事人无法以补充判决救济，而二审裁决又是发生法律效力的终审裁决。此时，与一审中裁判遗漏的救济不同，当事人对二审法院裁判遗漏部分不能另行起诉，因二审法院是基于一审法院的裁判而进行的审理，一审法院未发生漏判，在二审法院发生漏判时，因该漏判部分经过一审法院裁判，二审漏判使一审法院就该部分判决即成为确定的判决。反之，如果当事人对二审漏判部分另行起诉，这不但使当事人从前所进行的诉讼程序包括法院的裁判行为成为徒劳，造成诉讼的浪费，而且将要负担后续程序的额外诉讼费用。[15]
其次，一审法院就二审法院漏判部分先前所作出的判决因在二审法院漏判而成为确定的判决，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下，不论是一审法院对二审法院漏判部分先前作出的判决部分，还是二审法院作出的终局判决都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二审裁判遗漏应该属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所规定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情形，当事人对二审漏判问题可以通过申请再审寻求救济。[16]但考虑到二审程序的功能就在于纠正一审在事实和法律上的错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因二审法院的错误而使当事人蒙受如此的不利，已有不当，如果再审也超过期限，在法院不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启动再审程序而人民检察院又不提出抗诉的情况下，[17]则导致当事人失去任何救济机会，最终承受本案败诉判决的结果，不但不合理，也有失正义。为了避免这种弊端，维护司法公正，不应该对二审裁判遗漏当事人申请补充判决设置法定期限。这样，就二审遗漏之诉讼标的而言，不因上诉请求的终局裁判而使二审漏判部分的诉讼系属归于消灭，二审法院对裁判遗漏部分仍有继续审理、裁判的义务。
最后，在司法实践中，裁判是否有遗漏也是认识问题，遗漏部分的诉讼请求是一相对概念，当事人没有提出，法院也没有发现，原判决按正常审级程序而确定且按完整判决对待，无论原判决是否生效，也无论原判决是否执行，若发现裁判有遗漏，均可通过补充判决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