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军主张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应当采用利益结构的分析方法，之所以要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在本质上是一个涉及利益结构调整问题，在现实中，利益结构的调整是不能完全等同于法律条文的，利益变动的力量有时可以超出法律的框架，所以，以追求稳定性为目标的法律来规范不断变化的利益结构，其难度可想而知，这就需要在法律领域内引入利益结构的分析方法，也许在某些法律领域如刑法涉及的犯罪问题，为了“除恶务尽”，我们不去计较执法的利弊得失，但是其他的法律特别是经济法我们必须谨慎评估其经济后果和利益得失，这样的评估能使我们了解社会是否愿意承担这样的社会成本以及经济法律法规是否真正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把这个观点继续延伸，实际就是一个立法成本和执法成本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往往在实践中被忽略了。

　　陈乃新在探讨经济法的本质时，从增量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经济法能够最有效的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为只有经济法才能调整人们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和实现剩余(增量利益)并相应地进行剩余(增量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其中，企业法和竞争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两大部分，前者对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微观领域的初次调整，后者对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宏观领域的再调整，两法共同规范增量利益的生产和分配。他认为，在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竞争中，调整存量利益关系的民商法已不宜作为现代法治模式的主导，取而代之的应当是经济法。[17]此外基于经济学上剩余权的基础，他还提出了一种新的适合经济法的“法权原则”。其认为，在社会化生产之前的古代社会，存在的是“个人所有权绝对”与“国家行政权绝对”的旧法权原则，它们局限分别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而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产生的经济法，则以其“共同发展权绝对”原则来缓和剩余权冲突，这就是为在剩余权冲突的两部分人之间调剂利益分配并保障无限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成为现实提供制度保证。[18]

　　应飞虎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对我曾经提出过的“需要干预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他的探讨，我并不在意他对我的观点所作的符合我的本意的合理性的说明，我更在意的是他提出了高于我的一些认识，这是我为之感到欣慰的。他认为“需要干预论”的特殊价值就在于有准确的切入点导入干预(市场缺陷理论)并运用了“需要”两字加以配合。作者认为由于市场缺陷出现的逐步性、阶段性、市场缺陷的相对性以及不同性质的市场缺陷的存在，导致在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家干预的需求在质和量上的差异；又由于干预成本、干预能力及经济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预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而“需要干预”的概念则能反映出经济关系的动态发展及干预环境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动态地把握市场和国家的职能边界，最终达到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和谐。并且“需要干预论”内含均衡干预、有效干预、被干预者对干预者进行干预、经济民主、经济法权威的理念，可以克服“单纯干预论”的不足。作者进而指出“需要干预论”有助于确定国家干预范围，建立国家和市场的良性关系；有助于及时进行制度变迁，克服政府惯性行为；有助于促进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和有助于改变国家完全理性之假设。[19]此外，其还从信息视角对经济法功能进行诠释，认为市场体制中的信息会存在失灵现象，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不准确，在分析了信息失灵对市场效率的危害性之后，其提出了经济法克服信息失灵的具体制度设计，从而为我们认识经济法的功能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路径。[20]

　　此外，有的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法律体现。其中“经济生活”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它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全过程。“干预”指的是国家之权利依法律对经济生活的干预。[21]有的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西方国家对“政府失败”的反省之下，经济法正在形成一对新的矛盾性格，即规制“市场失灵”和匡正“政府失败”。因此，“国家调节(政府干预)”和“匡正政府失败”都是经济法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22]有的学者从交易角度考察社会关系可有效确定经济法调整对象。即经济法调整的是因长期交易而形成的有机经济组织内各角色与组织的协调关系及各角色相互之间协调关系。其特征是以直接调整角色与组织的关系而间接地达到角色之间关系的调整，且以后一种关系调整为终极目标。[23]

　　采用经济分析法学的方法研究经济法的意义是明显的，首先，它运用了经济学的价值观念或者效益观念去评判现行的经济法，从而摆脱了传统的就法论法的论证方法；其次，它深入地揭示了经济学和经济法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从而有助于克服法律与经济两张皮现象；第三，它对经济法的实证性经济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优势，它使经济法学者的思维更加准确，研究也更具科学性。但是，我也要注意到，有的学者在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时往往将效益作为惟一的评价标准，然而法的价值是多元的，因此，在经济法的研究中应当将法的价值目标置于经济法的整个价值目标体系中去进行考量。此外，法律的经济分析应当依据我国的数据资料，如果在分析时不是运用经过调查、统计的数据进行分析，那么实证分析的效果就会打些折扣。有学者指出一些中青年学者的著作中所引的数据和图像有欠准确。[8](P30)这在运用经济分析法学方法研究时必须加以注意。

　　(三)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

　　法社会学是指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法学。它的出现是20世纪西方法学领域中最重大的事件和最突出的成就，[24](P107)就方法论层面而言，我国中青年学者借鉴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属性、主体、本土资源、法本位等基础理论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史际春在对经济法的研究中注重和强调社会的实证分析，对社会实践始终保持着关怀，在其《经济法总论》一书中许多论据直接引自近年各种传媒报道的热点经济问题以及党和政府关于经济工作的政策文件，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汽车销售的地方封锁、分税制改革、电信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诸多方面。他注意发现同类事例所反映的规律性的要求和问题，从现象入手解释经济法制度的内在根据，把中国社会经济实践的呼声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理论探索的出发点和归宿。[25]他对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也从社会的角度予以阐释，认为“经济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端之深层原因，是社会化与私有制的不兼容性；推而广之于任何性质的社会，包括我国今日之社会主义市场社会，其产生和存续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社会经济的社会化同社会各别主体的利益和意志之间存在的矛盾”[9](P76)。另外他并不主张把调整对象作为论证经济法独立的标准，而是提出改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9](P132)在我看来，立足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解决社会公众普遍希望解决的问题，无疑应是我国经济立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