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事人确定的判例及其适用的理论
1.冒用姓名诉讼
X是大日本渔业股份公司的股东，Y（原告）起诉X（被告），提出支付股金的诉讼请求，大正12年（1923年）法院判决Y胜诉。Y依据判决申请执行X的财产，执行之际，X提出并不知自己被他人起诉，也不知受败诉判决，同时，也并未委托诉讼代理人A。于是，依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诉讼代理人无权代理为由提起了再审之诉，主张该案是诉外B伪造了X的委托书，并冒用X名义选任了A律师为诉讼代理人。
再审法官认定了X的主张，但由于X并未在原审中取得诉讼当事人的地位，因此，原审判决效力并不及于X，X没有必要采取诉讼程序进行救济，而且，《日本民事诉讼法》上也并没有将“冒用姓名”作为再审事由，于是，驳回了对本案的再审请求。
X不服提出了上告（第三审），认为冒用他人姓名提起诉讼或冒用他人姓名委托第三人实施诉讼的，冒用人是当事人，被冒用人不受该判决效力的拘束。在本案中，他被作为被告起诉，冒用其姓名的人亲自参加了诉讼，而且还选任诉讼代理人参与了法庭辩论，作出的判决却是针对被冒用人的，因此，该判决并非当然无效，主张被冒用人可以以无代理权为由提起再审之诉。进而，上告审认可了原告的上诉请求，认为既判力及于被冒用人，判决确定前可以通过上诉进行救济，判决确定后可以通过提起再审之诉加以救济，最终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14}。从当事人确定的各种学说来看，该判例采用的是“表示说”。值得关注的是，在该判例之前，口本还有两个判例{15}[4]采用的是“行动说”，而此案在当时被视为是对以往判例的实质性变更。
“表示说”是以诉状及准备书的记载为标准来确定当事人的。依据“表示说”，在冒用姓名诉讼中，不论是冒用原告姓名，还是冒用被告姓名，均应作为当事人，判决效力也应及于他们。被冒用者可以以并没有亲自参与诉讼以及代理权欠缺为由提起上诉，如果判决确定之后发现被冒用的，可以通过提起再审之诉来进行救济。上面所举的案件中，日本大审院的法官认为，原告冒用情形与被告冒用情形应有所不同，“表示说”只适用于冒用被告的情形，如冒用原告的话，依然要采用“行动说”。
此后，日本最高裁判所的另一个判例{16}，出现了通过以起诉形式主张判决无效的情形，这无疑对以前“表示说”判例和“行动说”判例的相互整合增添了一些障碍。
该判例是：A与B相互串通，通过伪造票据的形式，伪造了C负担A债务的假象，A向C（此时C为B假冒）发出了支付令，并进行了财产保全。支付令生效后，法院对C（保全的）不动产进行了强制执行，上面所有的诉讼行为均是在C完全不知情的情形下发生的。此后，法院对C不动资产进行了拍卖，并将不动产拍卖给了Y，与此同时，C却将其不动产卖给了X，X据此向Y提出了要求确认该不动产所有权的诉讼。日本最高裁判所经过审理后认为，从上面的事实关系来看，“该债务的效力不及于C，对C的关系是无效的”。本案涉及B冒用C的名义骗取判决，如果依据“表示说”，被冒用者C应为当事人，骗取判决的效力也应及于C。该案中除了被冒用者C之外，还涉及了权利继受人X，对于被冒用人C与权利继受人X应如何救济呢？本案中被冒用人与权利继受人均未提起再审之诉，而是另外单独提出了所有权确认之诉，诉讼中法院认定原先判决无效，从而排除了原先生效判决的效力，因此，该判决对被冒用人（被告）采用的是“行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