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把宪法对权利的概括限制解释为“制宪者在宪法中明示限制基本权利的界限，其目的是约束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尊重基本权利的价值，依法[疑为印刷错误，应为“依宪”--笔者注]正确行使立法裁量权”。[3]这是用心良苦的智慧解释。不过，笔者认为，即便这种规定可用于约束立法者，其用以约束的标准--诸如“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道德准则”--都是颇为抽象、笼统的术语，其内涵（即权利可以限制的具体范围）仍须法律来确定，所以实际上只是一种未言明的法律保留。此外，由于宪法对权利的概括限制蕴含着权利的内在界限，[4]那么也该将它与宪法保留区别开来。
（二）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界限不是宪法保留
单纯法律保留（如“言论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与宪法保留（如“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的法律”）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但对于“中华民国宪法”（1946）第23条（“以上各条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韩国宪法（1987）第32条第2款（“国民的一切自由和权利，只有在需要保障国家安全、维持秩序及维护公共福利的情况下，由法律进行限制。即使在法律限制的情况下，仍不得损害自由和权利的基本内容”）之类的规定，是否属于宪法保留，人们意见不一。例如，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第395、505、514、532、570等号解释，以及台湾地区学者管欧等认为民国宪法第23条为法律保留[5]，台湾地区前“法务部长”陈定南先生[6]、前“司法院大法官”林纪东教授则认为是宪法保留[7]。
上述立宪例不同于宪法对权利的概括限制或具体限制，它是权利限制的宪法界限（也称为权利限制之限制），即宪法在授权立法机关限制某些权利的同时，也规定了限制的条件或者说界限。民国时期学者称之为“部分的法律保障主义（部分的法律限制原则）”[8]，当代学者称之为“加重法律保留”、“资格要件的公益保留”[9]。权利限制的宪法界限在文字上并非绝对的、具体的，诸如上述立宪例中的“社会秩序”、“公共福利”等词汇的内涵不易确定，从而依然存在着立法权可以施展拳脚的空间，故其本质仍为法律保留的一种。
（三）基本权利的修宪限制不是宪法保留
在施米特看来，基本权利的保障机制有三：一是针对修宪机关，二是针对立法机关，三是针对其他国家机关尤其是行政机关。[10]这三种机制分别对应的就是权利的修宪限制、宪法保留与法律保留。
一些宪法对修宪内容作了限制，如不得修改政体，不得修改国家结构形式，还有的规定不得修改有关基本权利的规定。例如罗马尼亚宪法（1991）第148条第2款：“任何可能造成剥夺公民权利和自由或破坏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条件的[宪法]修改，也同样是不允许的。”当今世界主流宪法学说认为，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范体现了立宪主义的根本精神，是宪法产生与存在的基础，应当禁止修改。[11]
宪法修改应当有所限制的首要理由在于区分制宪权与修宪权。修宪权为制宪权所创、低于制宪权，受制宪权制约。修宪限制的限制对象是修宪权，宪法保留的限制对象是立法权，限制对象截然不同，故修宪限制与宪法保留有着本质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