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环境法价值论
基于哲学伦理思想的转变，人类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从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在这种转变的基础之上，现代环境法兴起和发展起来。具体而言，环境法成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人们试图用该法律为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找到出路，恢复业已紊乱的自然和社会秩序。环境法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治理手段，有其特殊的价值，这种价值的确立是环境立法的思想先导。
环境法价值覆盖面的广阔性蕴含着价值主体伸延的可能性。环境法的价值主体是什么呢？换言之，环境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主体是什么呢？针对这个问题，现在学界有两种主流观念，一是认为环境法调整的是单一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环境的保护是间接的，有学者称为“社会关系论”，二是认为“环境法调整的对象具有特殊性，既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是直接的保护对象”，此为“二元论”。[6]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二元论将自然升格为人相对立的矛盾对立面，具有与人一样的价值需求，能够成为主体，这无疑是对传统法理学理论“法只能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突破和挑战，堪称法律史上的一次革命。笔者认为，两种理论有一点共性：即都认为自然的地位应得到重视和提高，自然不能被视为人类卑下的奴仆；异议仅存于自然地位提高的幅度应该多大，是让自然成为受到特殊关照的法律关系的客体，还是进一步，使其成为主体。而这种答案的不确定性影响着传统法律部门的理论和架构基础，譬如，在法律体系中，人是唯一绝对主体的民法。
（三）对民法的冲击
1.价值观的冲突
在各个时代，具代表性的、居主流的哲学伦理思潮引领着着法律思想，最终通过立法活动渗透到法律中，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将这些引领立法活动的思潮分为个人主义、超个人主义和超人格主义。[7]以文艺复兴为缘起的个人主义思潮，宣扬人的至上，个人对自然的主宰，其与法律的结盟最终成就了近现代民法，其正义观表现为“人类正义”，即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和和谐。二十世纪初产生的“超个人主义”和“超人格主义”思潮，不再宣扬个人利益至上及人类对大自然的主宰，而旗帜鲜明地关注社会整体利益乃至大自然的利益。这种思潮与法律结盟，浸润到了法律当中，从而产生了环境法。环境法所追求的正义包含两个方面：人类正义和自然正义。[8]自然正义的内涵是跳出人类社会道的局限，关爱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从上所述，可以得知，民法所代表的价值观和环境法所代表的价值观不完全相同，这种两个部门法之间价值观的冲突，会导致立法的冲突，造成法制不统一的困境。应该认识到，法律部门之间虽然内容上可有不同，但若其价值观大相径庭，各自为政，必然会危及到法律的整体效用。因而，法律所体现的整体理念应当具有惟一性，在高层面上达到统一。为了实现“法律这座大厦”价值理念的趋同性，法律部门之间的妥协是必须的，这种妥协应该体现在旧的法律部门对其原有价值观的改造，对新的价值观的接纳。而民法，作为先于环境法产生的部门法，吐故纳新成为解决冲突，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