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防范措施的每一项都源于一种对人性的恐惧。

　　三、启示

　　对于“党争”问题的根源，联邦党人认为根植于人性中。然而，在反联邦党人看来，“党争”问题的根源在于腐败；解决的方法是控制党派精神和限制当选代表的权力。在他们看来，那些与人民接近的、当地选出来的代表不会违背人民的利益。公民及其代表的美德是反对“党争”的保证。而普布利乌斯则把腐败问题转化为纯粹的党派问题。他们认为产生党派的“腐败现象”乃是自由和人类不平等的自然的、尽管是不受欢迎的产物。这意味着治理的基本问题不可能由教育和管束美德的方法解决。

　　普布利乌斯对于大共和国以及代议制的强调，实质上是使一个共和国复合化，从而使自治能够运作于不同利益集团构成的政府中，而不是依靠一个单一制共和国所固有的一元化的安排。以此方式，多个政府单位的范围和适当结构能够医治共和病的根源与传播，它允许多个共存的群体表达其利益，在此没有任何利益群体有必要去否定或者支配其他利益群体。普布利乌斯第10篇文章的结尾写道：“因此，我们发现，在联邦的范围和适当结构里，共和政体能够医治共和政府最易发生的弊病，根据我们赞成共和政体，并以此自豪的程度，我们应该以相应的热情拥护联邦党人的精神，并支持他们的人格。”

　　我们看到，普布利乌斯在对旧共和病医治的过程中，不仅阐明了新宪法所规定的联邦架构更符合真正的共和原则，从而回应了反联邦党人的批评，而且还为一种大共和国的共和政体方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普布利乌斯看来，通过自治、代议制、联邦架构、三权分立、两院制等等制度设计可以解决一个大共和国的固有问题，而无须依靠（也不可能依靠）古典共和理论中非常关键的公民美德。普布利乌斯的理论以及其后美国的宪法实践使人们相信，完全有可能创立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对外，它的强大足以显示其团结一致的方面；对内，所有各州在其内部事务问题上享有其公民权利所要求的那种高度自治。同时，权力在联邦政府和州之间的扩散可以视为对于个人自由、财产等权利的妥善保障。最后，由于分权制度内在的制衡，将权力集中于某个机构或个人（无论是总统或议会）都不会导致暴政的出现。简言之，这种政治体制既能保证大共和国的自由和秩序，又能使之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