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方，我国承诺今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但时至今日，我国仍无一部国家级的无烟立法，且囿于种种因素，履约5年内，不仅全民吸烟率没有下降，二手烟的受害者却在3年内增加了2亿人。（1月4日《京华时报》）

　　中国“控烟”之难，被认为是体制之弊，相关利益各方生怕既得利益被侵占，所以一直以来阻碍“控烟”之举在全国推开，要不，他们就无法享受烟草业税收带来的高福利。作为仅有的专司烟草职能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其一权独大的权限行使和利益均沾的体制之弊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控烟”诚意和效率。五年前对外的承诺，五年后的难以兑现，五年前的信誓旦旦，五年后的唯唯诺诺，这样的国家形象怎能和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吻合呢？国内为了税收，也顺便连着腐败和公款消费，国外成了不诚信的国家代表，一个“控烟”承诺，五年的光景竟然连一部基本的“控烟”法律法规都制定不出，这样的经济大国，何以承载国民的富裕和幸福呢？但到底中国“控烟”之难，难在何处呢？

　　首先，对于“控烟”之困，人情味十足的中国社会见面敬烟的传统每每发生在身边，总让人有难以承受之重。而高档烟的“抽的人不买、买的人不抽”恶习已经侵蚀了社会的良性机理。烟草作为一种馈赠礼品，不仅赠送者愿意，受赠者也乐意，因为，高档烟草即是为馈赠礼品所生产。而全球“控烟”策略在于在烟草盒包装上印上折寿、自残、致癌、致死、腐烂肺部等等警示图标，但在中国，一句“吸烟有害健康”的普通习语丝毫不能阻挡送烟和敬烟的恶习蔓延。这样，送烟成了送礼，送礼演变为权力的既得利益，烟草企业何愁高档烟卖不出去呢？如果，中国能如国际社会要求的那样，在烟草盒上印上折寿、自残、致癌、致死、腐烂肺部等等警示图标，到时，敬烟和送烟变成了送死，谁还甘愿接受赠烟，谁还愿意送烟呢？当全社会对烟草产生一种禁忌，当全社会视烟草为一种毒害，当全社会将吸烟作为社会的一种恶习，那么，何愁送烟和敬烟会成为一种社会习俗呢？

　　再者，在年年的公款消费中，虽然烟草支出处数额未有披露，但公款消费占据烟草业的巨大份额却是不争的事实。哪一级国家行政机关没有备用的高档烟？哪一个抽烟的国家行政人员自己掏钱买烟？哪一个国家行政机关没给领导送过高档烟？这些都是公款消费烟草的证据，但是，公款支出毫无监督的沉疴已经蚕食了当官为民服务的性质，行政机关对烟草的功效发挥于普通民众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让关涉其自身利益的烟草专卖局牵引“控烟”举措，何以能在行政机关稳步推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