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引入竞争之外，要让法官讲信誉，还必须提高法官的收入水平。法官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只有讲信誉带来的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大于不讲信誉得到的眼前好处时，他们才会讲信誉。现在法官的收入太低，一个法官一年的收入抵不上一个律师一个月的收入，要使他们抵挡贿赂的诱惑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现代激励理论，一个人手中的权力越大，对他的监督越困难，他的工资就应该越高。我们给了法官执行法律的大权，但又不愿给他们高的待遇，无异于放手让他们腐败。

　　七、结束语：产权保护、自由签约权与信誉

　　Milgrom，North和Weingast(1990)的研究证明，中世纪商人法律制度(lawmerchant)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储存、提供有关个人交易行为的信息而使得维持商人之间交易的信誉机制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商人们从商业实践中发展出来的博弈规则逐步被国家的法律制度所吸收，形成了西方现代的商法体系。有了这样的商法体系，信誉机制就可以更好地维持交易关系和市场秩序，推动劳动分工和经济的发展。

　　信誉的基础是产权。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因此，法律最重要的任务是对个人的产权给予有效的保护，从而使得人们有积极性建立信誉。如果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所有人都进行一次性博弈，只有种草的积极性，没有栽树的积极性，信誉机制就建立不起来。信誉机制建立不起来，不仅加大了法律的负荷，提高了交易成本，而且法律本身也不可能得到有效执行。

　　尊重产权也就是尊重人们的自由签约权。有了自由签约权，人们就会更讲信誉，合约就容易得到自觉执行。在我们国家，法律对自由签约权的限制严重地阻碍着信誉制度的建立。前面谈到的《公司法》规定无形资产在企业中占有的股份不能超过20%，就是一个例子。限制无形资产的价格，也就是限制信誉的价格。限制了信誉的价格，必然导致信誉的短缺，就象限制了猪肉的价格必然导致猪肉的短缺一样。不符合商业规范的法律只能导致人们想方设法规避法律，而规避法律的结果是不仅法律得不到执行，而且信誉也荡然无存。王志东与新浪网的纠纷就是一个证明。

　　政府政策的多变，使得人们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从本质上讲也是产权的破坏。当人们没有稳定的预期的时候，是不可能讲信誉的。当人们没有积极性讲信誉的时候，法律就失去了信誉基础。没有了信誉基础，法律能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①如果协议规定B先付货款，A在收到货款之后再生产。那么，如果B不相信A会生产合格的产品，交易同样不会发生。

　　①在通用汽车公司与联合汽车工会长达1700页的合同中，仍然有需要非正式协议解决的重要的空白(引自Baker,Gibbonsand Murhpy，2000)。

　　①有些惩罚(特别是对刑事行为的惩罚)之所以由国家执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样可以免除个人的惩罚成本。在这个意义上，适当的国家惩罚有助于信誉机制的建立。

　　②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法律对刑事行为的惩罚。过分严厉的刑法可能导致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刑事犯罪行为。

　　①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乡村社会，“闲言碎语”(gossip)是储存和传播信息的主要手段，对维持信誉机制具有关键的作用(Merry，1984)。

　　②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由于某种原因而使声誉受到损害的公司更可能更名(Tadelis，1999)。

　　③Kreps(1990)强调了企业作为长期参与人的作用，但没有强调企业的信息功能。

　　①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社团组织不仅不能成为维护信誉的工具，而且变成了欺诈行为的避难所。

　　②进一步我们可以说，年龄越大的经理人员，越需要所有权激励，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出于职业声誉的考虑，即使没有所有权，经理人员也会努力工作，但在接近退休的年龄阶段，职业声誉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Tadelis，2001)。

　　①张维迎和柯荣住(2001)对北京市某区法院1999年10月至2000年5月受理的620个经济纠纷案件的分析表明，上诉到法院的合同纠纷几乎都是一些非常简单、一目了然的案子，复杂的案情很少。复杂案件不去法院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越是复杂的案情，人们对法院的判决越没有信心(有技术上的原因，也有如后面提到的司法腐败的原因)。而简单的案件之所以要走到法院而不是由当事人自己解决，是因为当事人一方不讲信誉，故意耍赖。例如，在违约最多的423起欠款未付的案件中，被告没有提供任何辩护理由或者不到庭的案件高达290起，占该类案件总数的68.6%，也就是说，没有理由成了违约的最大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