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当事人不重视自己的信誉，即使法院作出判决，他也会想方设法不执行法院的判决，法院的判决常常变成一纸空文。在中国，大量的法律判决之所以得不到执行，②就是因为当事人不注重自己的信誉。这里的一个原因是，用法律的手段执行法院判决的成本是很高的。设想甲起诉乙借款不还，法院判决乙必须在某月某日之前将所欠款如数归还。如果乙到期仍然没有还款，甲的一个选择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此时，乙可能早已躲藏起来，即使法院动用大量警力也未必能抓到乙；即使抓到了人，乙也可能早已将财产转移，法院要调查清楚乙是否有还款能力是很困难的。如果乙摆出一幅“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架势，法院可能只好不了了之。

　　更深一层讲，同样的法律处罚对当事人的心理成本与该当事人是否重视信誉有关。如果当事人不在乎自己的信誉，法律惩罚的威慑力就非常有限。比如说，假定在侵权案中，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公开道歉。如果被告是一个很讲信誉的人(或企业)，公开道歉也许是一个很有威慑力的处罚，足以阻止侵权行为的发生；但如果被告是一个不在乎自己信誉的人(或企业)，公开道歉可能毫无威慑力量。再比如，在资本市场上，如果上市公司没有按规定披露信息或有其他违规行为，证券监管部门对其进行公开谴责是各国通行的做法。在美国，如果公司领导人和董事受到监管部门的公开谴责，被认为是一个很严重的处罚，因为他们很重视自己的声誉；而在中国，类似的公开谴责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他们并不在乎企业的声誉。①可以说，只要上市公司普遍不在乎自己的信誉，证券监管能起的作用就会非常有限。

　　进一步，个人对信誉的重视程度与整个社会的信誉环境有关。如果逃税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对每一个个体而言，逃税也就算不上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如果腐败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对每一个政府官员而言，被发现收受贿赂也就不是一件非常难堪的事情。类似地，如果社会上普遍不讲信誉，不讲信誉就几乎成为一种“社会规范”(socialnorm)(HuangandWu，1994)，对任何单个个体而言，拒绝执行法院判决的信誉成本就微乎其微。

　　人们是否普遍重视信誉、法律的判决是否得到执行，与整个法律本身是否正义性、合理性有关。正如法学家Cooter(1994)指出的，人们遵守法律是基于对法律的尊重，而法律是否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取决于法律是否符合、尊重社会规范。②当法律反映了社会规范时，人们认为法律是正义的，多数人就会出于尊重而遵守法律，也清楚什么样的行为是合法的，就形成了法治社会；相反，当法律与社会规范不符时，人们就会认为法律是非正义的、不合理的，他们就会拒绝遵守法律，或者只是出于对国家权力的恐惧而遵守法律。进一步，法律的实施需要公民的配合，因为对违法行为的处罚离不开公民提供与该违法行为有关的信息。当法律反映社会规范时，公民更愿意为法律承担风险(如在法庭作证)，甚至动用个人资源帮助法律机关实施法律。相反，如果法律不符合社会规范，违法(自觉或不自觉)将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违法现象越普遍，违法行为就越没有人揭发(一个自身有违法行为的公民是不大可能揭露他人的违法行为的)，甚至形成“黑吃黑”，法律就越没有办法得到实施。这就是所谓的“法不责众”。观察表明，当存在大量不合理的法律时，合理的法律也得不到执行，而当绝大部分法律被认为合理时，个别不合理的法律也会得到人们的遵守，就是这个道理。可以说，在我们国家，法律之所以得不到有效执行，法律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是一个重要原因。③

　　六、法律制度的运行与执法者的信誉

　　法律通常被认为是由第三者执行的博弈规则，这个第三者就是法院和政府官员。在讨论法制建设时，人们常常隐含地假定，法院和政府本身是一个超然的东西“神”，大公无私，没有自己的利益，只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判决，因此法制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建立规制个人和法人行为的法律，然后由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执行。但法院和政府的判决是由法官和政府官员作出，法官和政府官员也是人，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从整个社会看，法官和政府官员也是当事人，没有所谓的超然的第三者。法律体系可以理解为所有法律管辖范围内人们之间签定的一个契约，一个有效的法律制度必须是能够自我实现的(self-enforcing)法律制度——用博弈论的概念讲，法律制度本身必须构成一个纳什均衡：给定别人遵守法律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积极性遵守法律。如果法律制度本身不构成一个纳什均衡，法律是不可能得到实施的。而要使法律制度构成一个纳什均衡，不仅要求普通的公民个人有积极性遵守法律，而且更要求执法者有积极性遵守法律。如果执法者没有积极性遵守法律，如果执法者贪赃枉法，遵守法律就不能成为每个人的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