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会员大会能否通过投票修改商会的章程？这一点对于商会的独立性和自治性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法律不赋予会员大会修改章程的权力，章程便成了会员权利的枷锁，而不是会员权利的护盾。

　　其次，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是不是商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契约型的商会模式中，会员大会是商会的最高权力机构，这是毫无疑问的，如美国、英国和比利时的商会。在法定型的商会模式中，会员与主管部门分别行使权力。如在法国，财政预算审批的权力在于政府，其他管理权力归会员代表大会。在我国，存在政府设立的商会和民间独办的商会，由于官办的商会资金来源于政府，如果立法依然承认这种模式，那么法律可以规定政府享有财政预算审批和其他相关的权力，但凡是没有法律明确授权的，均归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享有。

　　最后，法律是否规定商会必须设置的机构？目前我国商会的发展规模参差不齐，水平不一，而且商会并非像公司一样以营利为目的，会员缴纳的会费并非出资，并不需要对商会的盈亏负责，因此法律没有必要强制商会设立某些管理机构，而是通过规定章程必须载明的事项来，引导商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管理机构。

　　（二）商会的权责

　　商会的权责可以归类为法定的权责和约定的权责，而约定的权责又可以细化为章程规定的权责和行政授权的权责。

　　目前，我国法律赋予商会的权利还是比较少的，相对更多的是商会的义务。借鉴国外的立法实践，我国法律可以赋予商会参政议政、出具原产地证明、商业惯例的制定、税收优惠、限制性营利活动和财产权利等。当然，要有效地保证这些权利的享受，还需要实施细则的进一步细化，比如哪些商会可以出具原产地证明、制定商业惯例、如何制定等。又比如政府设立并财政拨款的商会的财产，是否属于国有资产，还是商会独立享有的？如果规定不清晰，对商会财产的支配，往往会有触犯贪污罪的危险。又比如在全国工商联名下设立的民间商会，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只是全国工商联的分支机构，其财产归属如何，也是需要法律来界定的。

　　我国法律在规定商会的义务时，应当注意两个问题。首先，商会对会员的义务，应该遵循契约性原则，由章程规定，法律只对商会作出原则性的义务，比如商会维护会员利益，促进会员与政府间交流等。其次，在商会对政府和社会的义务方面，法律除了要考虑商会的性质和特点外，还应该考虑与其他法律的配合。比如在竞争法方面，我国《竞争法》只并不适用于商会，因此《商会法》应当针对商会反竞争的行为作出规定，或者指引适用《竞争法》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