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自由意识的丧失使政府的管理能力下降

　　如果说自由意识的丧失导致的前三种后果都有助于专制统治的强化与广泛化的话，与此同时，自由意识的消亡正在逐渐削弱政府的管理能力，使其面临深刻的危机。托克维尔指出：“臣民百依百顺，这个政府是如此富于侵夺性和专制特征，但一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人民自由意识的丧失固然使政府施行专制统治的阻力减小，使王权肆无忌惮，畅通无阻，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社会因此走向和谐。十八世纪的很长一段时期，社会表面看似平静，然而危机四伏，政治专横腐败，财政捉襟见肘，对外战争失败，人民负担沉重。由于自由意识长期匮乏，人民极少将种种社会矛盾以和平的方式反映出来，寻求政府的改革，而是使社会矛盾潜滋暗长，而政府——尤其是以国王为代表的统治者对潜在的危机往往一无所知，更谈不上有什么预警能力或应对能力。政府长期因循守旧，且更加与民众脱节，致使管理能力不断弱化，即使某些社会矛盾暴露显现并且让政府获悉，政府也无法真正洞察其症结所在，更无法做出深层次的有效改革。社会矛盾日积月累，最终一朝爆发，将王国政府的统治彻底摧毁。

　　三、自由意识在大革命爆发后的处境

　　早在大革命爆发之前，启蒙思想家们的着作便广为传诵，其中洋溢着平等理念，充满着对于专制体制的批判，然而相比之下，他们对于宣传自由意识的热情则大为逊色。“毫无疑问，从未有过比法国革命更强劲、更迅猛、更具破坏性、更有创造性的革命。尽管如此，若认为从这场革命中产生出一个全新的法国民族，若认为法国革命建起一座大厦，而它的基础在革命前并不存在，那就大错特错了”。相比对于平等的激情，自由意识出现（或曰复兴）晚，根基浅，影响力小，且变化无常。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他们对平等的热爱是那样明确，对自由的爱好是那样不明确。”尽管革命摧毁了封建王权，粉碎了等级制度，建立了民主制度，规定了人民权利，但并没有适时呼唤起人民的自由意识，也没有在自由意识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自由社会。

　　自由意识姗姗来迟，民众的全部思想状态和整个社会生活依旧长期依附于政府。法国社会在大革命爆发后非但没有从中央集权的桎梏中摆脱出来，中央集权专制反倒有所加强。大革命的破旧立新既呈现出与“旧制度”的决裂性，又呈现出连续性和反复性。“人们在废墟中抓回中央集权制并将它恢复；在它重新建立的同时，过去限制它的一切障碍并未复苏，因此，从刚刚推翻王权的民族的腹部深处，突然产生出一个比我们列王所执掌的政权更庞大、更完备、更专制的政权……统治者垮台了，但是他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仍然未倒；他的政府死亡了，他的行政机构却继续活着，从那以后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大革命爆发后的法国实质上从一种专制陷入了另一种专制，这便是由王权专制转移到多数专制之下——雅各宾专政乃是其代表。所谓的“多数专制”，归根到底，是少数人以多数民众的名义实行的专制，在其之下，国民作为整体拥有一切主权权利，而在实际生活中，每个公民作为个人都被禁锢在狭隘的依附地位中。比起王权专制，多数专制更为隐蔽，更具伪装，其危害也更大，却也是自由意识普遍缺乏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历史启示后人：没有自由意识，便不会有自由社会。试想，没有自由意识，人们何来动力参与社会管理？没有自由意识，人民何来动力监督政府？没有自由意识，人民何来动力应对形形色色的专制？民众的自由意识一朝不至，人类便终究无法迈入自由的殿堂，“人们绝不能保证永远自由，因此他们绝不能保证永远要求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