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此刻中国的语境下，如果没有现存政体的良性配合，任何民意都难以形成民意政治现象。而推导现有政体做出任何政治努力的一个最为核心的要素就是，维护现有政权的存续，它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因而，“维稳”（或者叫做“保政权”）成为“最大的政治”。依据现有体制，“维稳”责任是层层分摊、按照人头来落实的，造成了“谁出事，谁负责；哪里出事，哪里负责”的责任格局。因此，不出事，“维持住”，既是一般官员的政治生命所在，也是行政座右铭。任何官员对此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就意味着仕途完蛋。因此，即便是“出事”与“怕出事”这一行政约束，也是一种积极因素。它不仅使得各级官员逐步意识到尊重“民意”的重要性，这是“不出事”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且，还逼迫着他们正在学习如何尊重民意，甚至，利用民意。

　　上文陈述的多为民意政治的正面成果。与此同时，不难看出，伴随着“不出事”预期的是对于民粹主义的行政迁就。其极端者，是无原则的“花钱买平安”，同样落入取消政治与反政治的窠臼。对于大量存在的所谓“涉法涉诉上访案件”的处理，即属其例。虽然总体而言，官府并不把普通民众当回事，特别是愈到低层，愈是如此，但是，正是这极小比例的迎合民粹主义的举措，也可能败坏民众的政治胃口，适为对于建立真正政治的当下努力的背叛和抵消，其于建设中华文明政治秩序的负面影响，不可不察。本来，政治演出是大众与精英的合唱，是大众事业与精英事业的统一，需要循依热情与理性所搭建的双轨，合辙并行，始望抵达目的地，庶几终成善果。相反，如若为了“维稳”，不息出卖原则，其于政治目的而言，不免南辕北辙。

　　而抛开纷纭世像，一句话归总，民意政治之所以成为当下中国政治合法性建构进程中的重要参量，甚至形成笔者所说的“民权代际递增律”，还是因为民意的主体，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展现出了自己的力量，蔚为一“势”，使得现有政体自愿和被迫作出一定的回应。正是在此，千千万万个体的“维权”行为，甚至是以“开肺”或者“断指”等惨烈的绝望性反抗来进行维权所形成的“维权政治”，才是造成刻下日益明显的“训政”意象的最为根本的原因。

　　维权政治

　　十多年来，尤其是晚近“胡温新政”以还，草根权利意识觉醒，民间“维权”风起云涌，蔚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其形态林林总总，其方式纷纭多姿。小到地铁入厕交费后索要发票，大到数万人蜂拥街巷讨要公道，形成“瓮安”“石首”式的政治景观。理性温文者，依法循例向政府部门请求预算公开，上访信访，千里迢迢上京城；壮怀激烈的，不免诉诸围堵机关、强占马路等等将事件“问题化”的路径，希望引发高层和社会“注目”，以求得问题的解决。其中，足令国人心惊、官府赧颜的，当数无数草根被逼以“开肺”、“断指”、自焚、跳楼等等绝望性反抗来表达公义诉求所引发的公共事件。而且，与大规模民众聚集表达抗议的形式不同，近年来甚至出现了厦门、上海市民“散步”这一独特而充盈智慧的公民联合行动方式，合法突破了噤声底线。与上述“民意政治”相联，藉由媒体，特别是塞博空间，乃至于塞博空间的“人肉搜索”对于特定人物和事件的梳理与评论，不仅将欲盖弥彰者暴露于阳光之下，而且，推导公共权力介入，在成功回应了“周久根”们的横行无忌的同时，间接“敲打”了类似行为者，规训着“官箴”，同样是一种民间维权形态，表达的不外是限制滥权与恶政、维护底线伦理的公义诉求。

　　实际上，即就晚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短程历史来看，维权政治早在“小岗村聚义”之际即已启其端绪。十八户村民歃血为盟，冒险犯难，不仅象征着“人民”通过自我政治立法实现解放，而且，它更意味着“人民”听从自然之法，即一种表征信义与公义的应然人间秩序的召唤，按照“习惯法”的规约和程序，毅然决然地实现了对于人定之法的否定，引导着行政顺天应人，在那个“瞬间”里重建了政治。因而，一如刻下形形色色的“维权”活动不仅旨在在捍卫自身权益，更在于客观上督导行政自律，促使公权力向善，“小岗村聚义”作为理性的自我立法，包括对于生存、仁爱、理智、信义与和平诸端的含咏与追寻，也就是在一国之内永久和平意义上，对于恶法的成功扬弃。而凡此一切表现为和平场景下的生存斗争与尊严政治，彰显了“人民”的道德境界，从而，仅就此案来看，正不妨说，“习惯法”训育了恶政，引领着全民族走向道德自救，上述各种维权形式，其意在此，其义亦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