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应该是最好的载体之一了，然而，由于“岸崩”“兵乱”等历史上常见的不测，石头也会破损湮灭，若非《五经》另有他本流传，则儒家经典很可能随著石头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过，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直线式的中规中矩，同样是有载体的作品，并且载体都是无可挑剔的石头，但是，其作品的命运却可能有云壤之别。袁文《甕牖闲评》载：

　　东坡有诗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57]

　　出于历史的原因，唐宪宗曾让人作了两篇《平淮西碑》，先一篇为韩愈所作，后由于在淮西之役中立有大功的李愬对此文一味褒扬裴度不服，因而皇帝命人将韩碑磨去，又命段文昌重制一篇。但是，由于韩愈的生花妙笔盖世文名，世间所传的《平淮西碑》主要是韩文，故而苏东坡说“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这则诗话又从反面说明了载体不能决定一切。

　　小结：以上仅是笔者对宋代笔记加以整理及运用的几个缩影，见识浅薄，挂一漏万。但宋代笔记能够在版权法研究上大有用武之地，可见一斑了。同时，在做了上述的论证之后，也就顺便回答了上文关于研究的特殊意义和可行性的设问。

　　余论

　　（一）

　　法律之比较，主要学习不同国家不同立法传统不同国情下的法律制度、立法技术、调整的方向等。之所以在当代中国大兴法律之比较研究，恐怕还由于我国自近代以来的全面落后态势，因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也不太可能超过发达国家，故而，在立法上，处处学习西方，唯西方马首是瞻。

　　不过，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每个民族皆有其自身前进和曲折的轨迹，这些轨迹是极其独特的，不可能复制照搬。而一个国家的发展轨迹更是繁复无序，特立难循的。因而，别国的成功经验无论怎样先进，也只能用来参考，而切莫复制硬套，否则，无异于削足适履，刻舟求剑。就版权法而言，学术研究，无疑应服务于版权立法，那么，我国版权法的宗旨、法律原则、具体制度的价值取向，等等，诸多方面的设计，只能以我国文化及历史为依据。同时，通过版权立法，可望塑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文化环境，更应当是当代立法者要考量的内容。

　　鉴古而知今， 鉴往也可知来，历史的发展轨迹是很迷人的，深入它，了解它，研究它，既可以看清今天的迷雾，也可以预知未来的大势。本文将宋代笔记纳入版权研究视野，一则因为宋代是版权起源的一个理论之谜；二则，宋代文化极其发达，作为现代文化的守护神，版权法也应该借鉴宋代官方及民间在文化上的经典做法。三是，当代版权法还稚嫩得很，而宋代文化制度非常成熟非常全面，因而，研究挖掘出自文人士大夫之手的宋代笔记，是最靠近宋代文化的一个途径。

　　以上是本文在方法论上的意义。

　　（二）

　　古代史籍浩如烟海，以探究我国古典文化之心，去寻找于版权法研究有用的资料，即使不是大海捞针，也最多是象在海边拾贝壳一样，只能是东边一片云西边一滴雨的浏览式、样本式的猎取，不可能进行地毯式全方位地收罗和介绍。再加上有些作品，版本稀有，乃至载体湮灭，当代馆藏的局限，还有笔者个人趣味的狭窄和见识的浅陋，均影响此文的水平与力量。

　　不过，唯一可以欣慰的是，毕竟是抛出了砖头，毕竟有希望引来文质兼优的学术精品的唱和和应答。当代，不少研究者急功近利，目光趋同，研究法律所援引的资料，不是大陆便是英美，仿佛离开这些，便不能成文了，便不是学术了。即使靠这样的作品，能够建立起我国版权法的法律框架，可那又是什么样的制度呢？是为谁服务的制度呢？又是站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上的制度呢？最终，只能说是西方的一个文化的殖民地。这种情况，令人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