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良孙盗取他人文章以为己出，瞒天过海，是现代法上典型的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但是欧阳修为何“但大笑而已”，而不揭穿他呢？这估计还和当时没有著作权制度有关。这种现象早在唐朝就有了——

　　刘希夷诗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即宋之问也，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此两句，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囊压杀之。刘禹锡曰：“宋生不得死，天报之矣！”[43]

　　这个案例就更加离奇了，为了侵占他人的作品（其实是侵犯他人署名权），竟然将作者杀死，由民事案件而过渡到刑事犯罪。

　　《宋朝事实类苑》载：

　　王逵以祠部员外郎知福州，尚气自衿。福唐有当垆老媪，常酿美酒，士人多饮其家，有举子谓曰：“吾能与媪致十数千，媪信乎？” 媪曰：“倘能之，敢不奉教。”因俾媪市布为一酒帘，题其上曰：“下临广陌三条阔，斜倚危楼百尺高。”又曰：“太守若出，呵道者必令媪卸酒，但佯若不闻。俟太守行马至帘下，即出卸之，如见责稽缓，即推以事故，谢罪而已。必问酒帘上诗句何人题写，但云：‘某尝闻饮酒者好诵此二句，言是酒望子诗。’”媪遂托善书者题于酒旗上，自此酒售数倍。王果大喜，呼媪至府，与钱五千，酒一斛，曰：“赐汝作酒本。”诗乃王咏酒旗诗也，平生最为得意者。[44]

　　王逵作为职业作家，别人使用自己的作品于酒店经营，他非但不生气，反赠之千金。此例反映出文人好名唯名的极端心态。

　　《邵氏闻见录》载：

　　李文定公迪为学子时，从种放明逸先生学。将试京师，从明逸求当途公卿荐书，明逸曰：“有知滑州柳开仲途者，奇才善士，当以书通君之姓名。”文定携书见仲途，以文卷为贽，与谒俱入。久之，仲途出，曰：“读君之文，须沐浴乃敢见。”因留之门下。一日，仲途自出题，令文定与其诸子及门下客同赋。赋成，惊曰：“君必魁天下，为宰相。”令门下客与诸子拜之曰：“异日无相忘也。”文定以状元及第，十年致位宰相。[45]

　　李迪以其美妙文章，打动了当朝权贵，接著便状元及第，位极人臣。此例更是在学子文人面前勾勒出一幅学而优则仕的美妙图景。

　　这两则以文传名，以文干权贵，进而入仕为宦进用腾达的事例，说明了古人创作目的在乎博得文名，而不是计较于稿费或者润笔等财产上的利益。这对于理解署名在整个著作权权利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反思当代版权法之立法宗旨都有著深刻的意义。

　　然而，事物的存在也有例外的。《容斋三笔》“碑志不书名”条载：

　　碑志之作，本孝子慈孙欲以称扬其父祖之功德，播之当时，而垂之后世，当直存其名字，无所避隐。然东汉诸铭，载其先代，多只书官。如《淳于长夏承碑》云，“东莱府君之孙，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将之弟”，《李翊碑》云，“牂牁太守曾孙，谒者孙，从事君元子”之类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称君讳某字某，至于记序之文，亦然，王荆公为多，殆与求文扬名之旨为不相契。[46]

　　为他人撰写碑志的作者基本上都不署名。个中原因尚待进一步考证。

　　（三）对古代润笔的研究

　　《容斋续笔》说：“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47]那么，到了宋代，“作文受谢”，博得润笔，更是司空见惯的事。

　　欧阳修《归田录》载：

　　蔡君谟既为余书《集古录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劲，为世所珍，余以鼠须栗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茶、惠山泉等物为润笔，君谟大笑，以为太清而不俗。后月余，有人遗余以清泉香饼一箧者，君谟闻之叹曰：“香饼来迟，使我润笔独无此一种佳物。”[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