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上之所好，下必甚焉。皇帝既然爱好文学、艺术，其表率作用自不待言，全国的文化创作活动必风起云涌。

　　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可由宋代笔记窥其一斑，对这些内容的观照，可从宏观上鸟瞰作为文化法的版权法之全局，也可对版权法之具体制度进行剖析和反思。

　　运用宋代笔记研究版权法的尝试

　　（一）对版权史的研究

　　关于版权是否起源于我国，特别是，是否起源于宋代，是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从宋代笔记中摘录几条，对此试作一点说明。

　　《渑水燕谈录》卷二载：

　　景祐中，……蔡君谟为《四贤一不肖》诗，布在都下，人争传写，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虏使至，密市以还。张中庸奉使过幽州，馆中有书君谟诗在壁上。[34]

　　卷七又载：

　　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35]

　　《曲洧旧闻》“醉翁亭记初成天下传诵”条载：

　　《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36]

　　“东坡诗文盛行”条：

　　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如此。一日，与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37]

　　蔡君谟的诗，由于指斥当时，褒贬鲜明，因而领一时风骚。欧阳修、苏东坡的文章天下传诵，甚至在敌国都有流传。

　　上述这几则资料已经充分说明，在宋代乃至以前，我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版权制度，证据就是，版权中的最基本的权利——复制权根本得不到保护，而作者自己也不以为意。

　　然而，即使没有现代意义的版权制度，但是作品买卖的现象还是很常见的。《东轩笔录》载：

　　熙宁中，高丽使人至京，语知开封府元绛曰：“闻内翰与王安国相善，本国欲得其歌诗，愿内翰访求之。”元自往见平甫，求其题咏，方大雪，平甫以诗戏元，其略曰：“岂意诗仙来凤沼，为传贾客过鸡林。”即其事也。[38]

　　《归田录》载：

　　余又闻皇亲有以钱数千购梅[圣俞]诗一篇者。其名重于时如此。[39]

　　这两则资料说明，古代，作品也是可以买卖的，至于依现代法律看买卖的对象究竟是作品还是劳务，尚须认真检讨。

　　（二）对署名权的研究

　　《清波杂志》“掌书诏”条：

　　政、宣间，掌朝廷书诏者，朝士常数十人。主文盟者，集众长而成篇。靖康垂帘告天下手书，出太常少卿汪藻笔。绍兴间，婉容刘氏进位贵妃，亦特命监察御史王纶草制。或云：时宰与王同里，欲其霑赐金，故临期特畀权内制。[40]

　　“立皇子诏”条：

　　族叔[即周麟之，字茂振]在翰苑，一日至中书，受旨作《建立皇子诏》，曰：“朕……思所以垂裕于后，夙夜不敢康宁。……稽考前宪，非朕敢私。”上读之称善。[41]

　　这两则资料反映了出古代职务作品及法人作品的署名情况，而这种情况与今天的法律规定是不同的，这需要当代法律工作者小心求证。

　　另有一则笔记更加乃人寻味：

　　欧阳文忠公修自言，初移滑州，到任，会宋子京曰：“有某大官，颇爱子文，俾我求之。”文忠遂授以近著十篇。……既而文忠为知制诰，人或传有某大官极称一丘良孙之文章，文忠使人访之，乃前日所投十篇，良孙盗为己文以贽，而称美之者，即昔日子京所示之某大官也。文忠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