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其直接后果就是自由市场经济被广泛质疑，政府开始全面干预经济。德国当时还没有从一战战败的阴影中恢复过来，耻辱性的《凡尔赛和约》像套在德意志民族脖子上的枷锁，然而大萧条却接踵而至。此时的德国需要一位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去带领德国走出困境，重新崛起恢复往日的荣耀。似乎是迎合了这种历史的需求，希特勒1933年上台，开始推行国家社会主义，魏玛宪法虽然被保留但实质上已不起作用，三权分立被取消，德国议会将立法权空白授予元首，创设了大量执行元首意志的行政机构，具备行政、司法、立法三项混合权能，全方位地干预国家和社会，并在1933年推出了所谓的“四年计划”，政府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大转移支付力度、兴建大量的公共设施等手段刺激经济的复苏，德国经济得以在短短几年中奇迹般地迅速重新崛起。[14]

　　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来说，也许是从苏联对经济危机的免疫中获得的经验，德国对付大萧条的手段既迅速又成功，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日益高涨，成为攻克大萧条的一种革命浪潮。“在这个大动乱的年代，随风而逝的不只是和平、社会的安定以及经济体系；甚至连作为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基石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也日暮途穷。”[15] 这构成了给付行政理论产生的深刻历史社会背景。

　　二、福尔斯托霍夫给付行政理论的深层逻辑及其批判

　　正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抵御大萧条、复兴德国的措施极为有效，其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获得了许多德国民众、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认同甚至赞美，如大哲学家海德格尔、著名公法学家卡尔·施密特等。作为施密特的学生，福尔斯托霍夫也持有同样的立场。[16]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施密特提出了总体国家的命题，他认为：18世纪是绝对主义国家，19世纪是不干涉的自由主义国家，20世纪则是总体国家的时代。但施密特没有对总体国家进行界定，对此做出真正界定的是福尔斯托霍夫，他认为总体国家是指：一种国家大政特别受托者之贵族政治式的统治秩序，并包括各种职业阶层合作关系的全民秩序。这实际上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描述和概括。其特点在于个体被压制到成为政治实体任意处置的工具，一切权力集中于国家社会主义党，集中于党的领袖。[17]

　　依照这种总体国家的逻辑，我们大致可以将福尔斯托霍夫关于给付行政的理论思考作如下梳理：

　　其一，在过去，人们生活自己能够独立有效地掌握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内个人能够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比如说衣食住行等，都能自给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