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裁判结论形成中的冲突与博弈
任何事物都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发展变化也由内因和外因变化决定。就合议庭的裁判而言，按照现代审判原理，案件的审理权和裁判权应由合议庭享有，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均不得干涉。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合议庭与庭长、主管院长、院长、审判委员会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他们实际上与合议庭分享着裁判权，甚至决定裁判结果。此外，当地党委、政府、人大和上级法院也制约着合议庭裁判意识的形成。在这种状况下，上述权力主体在各自意识或利益的冲突下，围绕裁判结论的最终形成，自然与不自然地在冲突中博弈。
1.合议庭成员间的博弈
在基层法院，一个业务庭的成员往往又是一个固定合议庭的成员。庭长，即为合议庭的审判长，往往一起工作不少于两三年，由于这种固定性合议庭，其成员之间容易产生相互依赖心理，有时还可能形成某种默契。但是冲突是难免的，因为从承办人来说，不管有无其它方面原因，内心上总希望自己的结案意见得到审判长(庭长)和其他成员的支持，这既是对自己业务水平的肯定，也是对自己劳动成果的认可。因此，往往据理力争，希望自己的意见得到赞成。对于合议庭的其他成员，如果没有利益冲突，也愿意“成人之美”，“甘当配角”，因为“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更何况谁都要承办案件。否则，一方就必须取得审判长的认可，审判长(庭长)的权力在这时往往就显得非同一般，因为只要审判长支持其中的一位，则必然形成多数人意见。因此，审判长显然要慎重考虑已陈述的两种意见，权衡利弊，作出支持一方或不支持一方意见，或干脆自持意见。在审判长自持意见时，则在其他成员中就无形地形成了一种压力，要么继续各持己见，要么改变自己意见。然而，实践中法官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审判长的意见。其原因既是合议庭的固定性所带来的弊病，也是审判长(庭长)的用人权和经济权所致。因为，一旦作为审判长的庭长在人员组合时不选择某法官，或经济上不予以好处，则庭员什么好处或利益均无从获得。因此，虑及于此，法官就会自觉不自觉地附合审判长意见而不愿与审判长“闹僵”。如果是临时组成的合议庭，则召集人既是审判长，又是承办人，其冲突是很难形成的，因为集审判长和承办人于一身的法官，其意见是“权威”的。同时，基于前面所说过的原因，临时调剂组成合议庭的人员均是“志同道合”者，其志趣和利益是一体的。如果是由审判员和陪审员组成合议庭的，由于陪审员身份和法律知识的特殊性，除了附和或随意表态外，根本无法“问鼎”裁判结论。可见，合议庭冲突结果，是审判长或承办人占据自然优势，实际主导与把持着裁判结论的形成。
2.合议庭与主管领导、院长间的博弈
首长负责制是行政权在组织形态上的重要特征，但在我国审判组织构造中，这一特征也表现得十分明显。法院的院长，主管副院长、业务庭的庭长，甚至合议庭的审判长都具有行政首长的特征，他们是法院和审判业务庭的领导者，对其所在的组织都负有领导责任，在不同程度上拥有决定他人的任免、升迁、待遇等利益的权力，这种权力能够使其下属对他保持足够的敬畏，从而使他能够对领导范围内的事项的决定产生重要影响，并使他的意志能够得到贯彻[24]。这样，在目前的语境下，合议庭对案件裁判的层层汇报和报批，自然受到这种行政化管理制约。如果主管领导同意合议庭的意见，则裁判结论发生法律效力。否则，主管领导可以要求合议庭复议，或者直接予以否决，要求合议庭按照其意见拟定裁判文书。合议庭在复议主管领导否决的案件时，不得不认真对待，要么按照其意见办理，要么坚持原来意见，但这样一来，可能与主管领导闹翻。即使主管领导不“记仇”，也难免关系尴尬，因为领导意见经常被否决，其权威与地位受到质疑和挑战，领导颜面何在？更何况，如合议庭坚持原意见，主管领导也可以将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以达到否决的目的。因此，合议庭综合考虑和权衡轻重，以附合主管领导意见为多。不过，主管领导并非经常否定合议庭意见，只是在其意识和利益过极冲突下，才行使此权力，否则，合议庭在目前状况下也难以言听计从。而作为一院之长的院长，其享有权力和地位的特殊性，在对案件裁判权上更具优势，合议庭对其畏惧和服从更胜一筹。因此，如院长要过问哪个案件，既可向主管领导“发号”，也可直接向合议庭“施令”。在这种情况下，合议庭要形成自己的裁判意见是困难的，除非自己的意见与领导意见是一致的。对于有时党委、政府、人大部门或领导的“意见”，在实践中往往通过院长或主管院长传达给合议庭予以“贯彻”，或通过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方式予以“贯彻”。这样，合议庭与主管领导、院长的博弈结果，合议庭往往只能牺牲独立的意见，而不论意见正确与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