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中黄于泰之妻赵氏自缢身亡，并无伤重痕迹。究其原因，据说是因为与周氏口角，但口角在十六日，而自缢在十八日，当时赵氏之夫黄于泰已经归家，判官认为此缘由并不充分。那么，是律例所云之“威逼致死”吗？判官说，“李仲达乃属孤贫小民，何威可逼？”于是“图赖显然”。至此，事实已经明确。但是，判官仍判周氏“帮功果银三两”，其原因不过是赵氏死前曾与周氏相争而已。乍一看来，觉得此判不甚合理，但将视角放宽后，就会有更深一层的理解。明清时期，“杀人者死”是一条金科玉律，律例中的“威逼致死”条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观念的严格形态。此案中虽无“杀人”或“威逼”的情节，但确实有“死”的事实，利益损害是最为根本的结果，而求偿则是最基本的反应，相较之下，主观因素却不那么重要。这一判决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中，在这里，人身和财产在利益的层面上得以沟通。

　　在明清时期，这类反映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相互融通的判例十分常见。比如，在一起债务纠纷中[20](卷三)，大儿子欠债未偿，县官将小儿子传案押追，其母痛子情切，赴债主家求告未遇之后，在其村头缢死。后来，判官断令“所有欠项，从宽免追”，债务与人命相抵的意图十分明显。在另一宗杀人案中[20](卷三)，马毛旦杀死董氏及其子仁元，判官除拟罪斩枭，亦判令“断付死者财产之半”。二命之损，除用人犯之命抵偿之外，财产也一并纳入折抵的范畴。

　　“欠债还钱”与“杀人偿命”这两个规则中的利益平衡理念，不仅相通相联，而且还都能超越个体生命的生死而具有永恒性，“父债子偿”和“血亲复仇”就是如此。

　　明清时期，“父债子偿”的观念在判牍中寻常可见。比如，在一则明代的居房抵债案中，判官说，“父债子还，纸白字黑，夫复何辞。”[17](卷六)另外一则清代的钱债案也有类似的表达：“不思债为伊父之债，父债子还，讵为株累？”[20](卷三)判官在处理钱债纠纷时对“父债子偿”的原则往往予以认同，且来看一则完整的判词：

　　船户王顺成，昔年曾装夏尚儒之麦，中途不戒于持楫，遭风漂损，当即议还银四十五两。积年补偿，尚欠二十七两。止缘顺成身有残疾，已甘为无赖人。而其子之臣为他客运载石灰，颇获蝇利。尚儒之舍顺成而讼之臣者，其于索捕之术甚巧也。今两造已私自讲解，之臣愿将石灰四百五十篓以终前局，析薪负荷，可称令子。尚儒已输允无词。即据法剖断，不明晰于此矣。[16](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