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在熊可大还没有被执行大辟之时，其父熊九畴“狱毙”。判官说，“一线余生已在可大”，何出此言？判词后文在为熊九畴编织抵命理由时说，“故九畴而在，尚费推敲”，此又何指？若要明白其中深意，则需对照其他判词。判官张肯堂在另一件人命案中曾说，“杀人抵死，律所不原，而一命两偿，法亦太峻。”[16](卷二)无独有偶，明代的毛一鹭也有类似的判语：“一命二抵，或终为不决之狱。”[12]（卷二）这说明，在当时，“一命不能两抵”是一个普遍的观念。既然如此，此案中熊九畴一死，其子可大便出现了“一线余生”；而判官后来认为熊九畴应当抵命，倘若此应死之父与大辟之子同在，那的确“尚费推敲”了！

　　由此看来，“杀人者死”所包含的抵偿原则非常彻底，不仅要“以命抵命”，而且往往是“一命抵一命”，甚至此一命与所抵的那一命要“价值相当”才行！这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质的判断，更凸显了量的计算，利益平衡理念因而在命案规则中显得淋漓尽致。

　　三、利益平衡是规则中的共有原则

　　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契约规则与侵害规则中的核心要素都是利益平衡，而欠债与杀人又分别归属契约行为和侵害行为。过去，法史学界时常将细故案与命盗案对立起来，认为细故案一般随意调处，而命盗案则严格依照律例审判。殊不知，欠债与杀人，对当时的民众而言，不过是小事与大事的区别，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欠债还钱”与“杀人偿命”之间并无鸿沟，是融通无碍的情理。财产利益与人身利益可以相互沟通和转化。这一点在明清判牍的自杀案中表现得很清楚：

　　在明清时期的纠纷中，人们“往往以受屈轻生自鸩而赖人”[17](卷五)，自缢图赖的情况也很普遍，以致于地方官公开宣称自杀图赖案“不给埋葬”。那么，为何自杀可以赖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明清律例都有“威逼致死”条，两方相争，无论一造多么有理，一旦他方有人自杀身亡，此方就有“威逼致死”的嫌疑。但是，在实际讼争中，有很多自杀案件很难说有“威逼”的情节存在，这一点不但判官明白，而且纠纷各方也清楚，但依然可以藉此图赖钱财。这其中的原因就值得我们关注。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

　　赵氏、周氏角口事真，黄于泰称赵氏寄物取还，不明言何物，而邻佑称赵氏发周氏之奸，彼此角口，似为近之。但赵氏之死，不在十六角口之时，而在十八。黄于泰称十三捕鱼，十七归家，则赵氏死时，于泰已归，乃容赵氏之缢何也？如云致命重伤，则赵氏生前并无一词，何为伤重？如云威逼致死，则李仲达乃属孤贫小民，何威可逼？图赖显然。尸着自行殡埋，特周氏原非贞妇，而口角亦各有因。虽赵氏非为周氏而死，而周氏之互争不容掩也。着帮功果银三两，以泄死者角口之恨。[17](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