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命规则中的“抵”主要体现为“杀人者死”。明清时期，“杀人者死”的观念根深蒂固，姑举两例以证之：

　　例一：赵角挖墙入室，迹若涉于穿窬。操刀杀人，恶甚浮于荆聂。朱灰涂面，彼虽欲掩其形容，躧脚窃窥，钱小已得其近视。一竖逞凶，双刀入腹，本官之命不旋踵而亡矣。夫杀人者死，童子知之。各犯虽愚，其不知其为不赦之辟哉！[17]( 卷六)

　　例二：审得彭应承因罗宇之男春仔角口与罗宇相殴，而殴及其妻翁氏，翁氏受辱短见自缢。应承惊慌凶打其妻揽妹，欲因死以相抵。[18](卷一)

　　例　　一有“杀人者死，童子知之”等语，例二也说“欲因死以相抵”。这里主要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表明一种刑罚规则，即杀人者也，人必杀之。以命抵命，利益平衡。其二是明清时期这种观点的普遍且不可辩驳，不仅“童子知之”，而且杀人者自身都“惊慌凶打其妻揽妹，欲因死以相抵”，具有高度认同性。

　　当然，“杀人者死”或者“杀人偿命”的含义远不止“以命抵命”而已，其还有更深层的含义。且来看下面这件判牍：

　　熊可化一死，实熊九畴与其子可大共为之。故九畴当日承当甚力，乃初谳者不欲以奄奄垂尽之耄叟，偿中道忽摧之壮夫，故坐可大以辟耳。嗣后九畴狱毙，一线余生已在可大。特是尸亲伤心之痛，不能顿释。而历审成案，亦难一朝遽翻，故姑仍原谳。然可大惊魂似鹿，未尝不时梦绕云山也。府审以为留之为日后祥刑之地，与道审所为以俟他日平反者，盖已明明解网一面矣。九畴虽老，独非一命乎？凶人为恶惟日不足，亦顾其罪何如耳。若使发短心长者，尽免抵死之法，天下又岂无蛇蝎之性，愈老而毒者乎！故九畴而在，尚费推敲，况天又诛之哉，磷青圜户，二载而余，而原谋之配，今又复以其子代之，不负可化一死矣。[16] (卷十)

　　此案中，熊九畴与其子熊可大共同导致熊可化之死，杀人偿命，并无疑义。问题是如何抵偿？首先，熊九畴对罪责“承当甚力”，作为父亲，其护子之心显而易见。但是，初谳者并没有以熊九畴为首，而是“坐可大以辟”，其理由是“不欲以奄奄垂尽之耄叟，偿中道忽摧之壮夫”，通俗地说，就是认为耄叟之命抵不上壮夫之命，利益平衡的理念执着而具体。此种“命非等价不能偿”的观念在抵命案中并非孤例。一代名臣海瑞在审理一桩贱殴良命案时就说，“细审吴沄词意，止是不欲吉祥贱人抵伊父之命，故牵扯吴湘不肯休歇。不告奴仆而诬掯主人，以求抵敌，今日人情之常。”[19](“吴吉祥人命参语”)两案之中，凶手虽然一老一仆，有所差别，但在不被视为正常的命价这一点上，则是相同的。此种“命非等价不能偿”的观念在海瑞眼里也被认为是“人情之常”，那么，在熊可大一案中，不以老夫而以壮年之子作抵就很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