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律典对契约行为规定甚少，并不必然意味着国家认为契约行为无关紧要。中国自汉代以来就有“民有私约如律令”的观念，即认为民间的私约与官法具有同等的效力。[5]岸本美绪教授在《明清契约文书》一文中说，“在中国社会里，私法性的关系通过民间个别缔结的大量契约自发地形成和发展，并显示出相当复杂的面貌。”[6](P308)可以说，契约行为是明清社会主要的秩序基础。

　　那么，契约行为体现了怎样的规则理念呢？我们可以从明清律例中不多的契约规定来看看。《大明律》婚姻门“男女婚姻”条规定：“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残疾、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谓先已知夫身残疾、老幼、庶养之类）而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受聘财者，亦是。”[7](“男女婚姻”条)从这一律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真实、明确、自愿是婚姻契约的重要要件，并且，背约行为要受到处罚。但是，诸多缔约守则都是为了防止产生不公平的缔约结果，以维持缔约双方利益的大致平衡。另外，《大明律》市廛门“把持行市”条规定：“凡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7](“把持行市”条)这一律条更直接地强调了等价交换是基本的契约规则。

　　在明清时期实际的契约行为中，等价交换原则显得格外突出，“找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谓“找价”，就是卖主向买主追加对价，在明清田宅交易中时常发生。康熙年间任嘉兴知府的卢崇兴如此描述找价现象：“本府莅任以来，每阅投词，多有此等之事，从未准理。间有架词朦准，及至鞫实，则系陈事，或业已数传，或产更他售，或颓废而新经缔构，或破败而另行修造，久历年所，犹复藉口呶呶。”[8](卷三)此一言词虽然意在指责找价的无理，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找价行为的普遍性。在《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所整理的档案中，记载了一些多次找价的个案。[9]( P303、P326、P367、P378)

　　不过，实际的田宅契约更能反映找价的发生情形，我们来看看具体的例子。

　　康熙六十年，武进县刘文龙立有找价之契：“立卖契刘文龙，向有惊字号平田一亩八分，卖与陈名下收租。今因原价轻浅，央中找得钱一两整，其田仍照契，业主收租。立此存照。”[10](P1213)由契文可知，找价之地原为绝卖，交易早已完成。嗣后，刘文龙于乾隆十四年再次向买主找价：“又立找契刘文龙，向有惊字号平田一亩八分，卖与陈名下，原价轻浅，找过一次，仍未敷足，今再央中向找银七两，前后共银十五两。自找之后，田虽原主承种，如有租息不清，听凭业主收回自耕。恐后无凭，立此存照。”[10](P1250)在这里，产生一个问题：为何在交易完成之后，还会发生更改原契的找价行为？不是“民有私约如律令”吗？是什么因素使已经合意的自由契约发生变更？从以上两契中一再出现的“原价轻浅”以及“仍未敷足”可以看到，时过境迁所造成的契约不等价是找价的合理性根据。可以看到，在中国语境下，虽然自由与合意在明清契约规则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民众依然可以藉由交易的不等价来修正原有契约，这说明等价在契约体系中的位阶高于自由与合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