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二）贵州司：阮碧等因贫难度，起意假充脚夫，拐窃行李。见有吴及等共抬陈升棕箱一只，在彼歇力，即上前。吴及等原因沉重，即转给钱文，将箱交与，令其赶上陈升交卸，阮碧等趁间抬至，窃银潜逃，计脏四百余两，将阮碧依窃脏满贯律绞候。[42]

　　这是两起典型的命盗重案。前一案中，张正夫妇因为琐事与翁志礼斗殴，翁志礼先被张陆氏用锄柄殴伤顶心，伤势轻微，后被张正推跌垫伤腰眼殒命。依照《大清律例》：“凡同谋共殴人，因而致死者，以致命伤为重，下手（致命伤重）者，绞。（监候。）……余人，（不曾下手致命，又非原谋，）各杖一百。”[43]判官依据下手轻重分别依律将张正拟绞监候，陆氏以余人拟杖收赎。后一案中，阮碧等假充脚夫，窃银潜逃，计脏四百余两。依照《大清律例》：“凡窃盗……一两以下，杖六十；一两以上，至一十两，杖七十……一百二十两以上，绞。（监候。）”[44]阮碧等计脏满贯，依律绞候。

　　以上两案，判官不仅引证律例，而且还严格依律定断，可被视为“依法审判”最典型的例证。如果我们留意此两案中所引证的律例就会发现，它们都是符合利益平衡的。在“斗殴及故杀人”条中，律例以下手伤重作为论罚的标准，致命者论绞，不致命者论杖，伤害越大，刑罚越重，以己身的刑罚来抵偿被害人人身的损失，平衡理念清晰可见。在“窃盗”条中，律例以脏论罪，轻脏笞杖，中脏徒流，重脏论绞。虽然这种金钱与刑罚的对应并不一定合理体现了当时的“命价”，[45]但是明显表达了金钱和刑罚作为“利益”兑换的可能性，以及金钱的损失以刑罚“作抵”的观念。这些引证律例进行审断的案件与其说是支持了“依法审判”的观点，还不如说是提供了律例契合利益平衡的论据。其实，中国古代的律典，包括明清律例，儒家伦理观念并不是其唯一的主旨，朴素的报偿观念也是其相当重要的一个维度。甚至，律例的制定者尽可能将犯罪情节予以准确的描述，并在刑罚上作出精确的对应，以致于判官缺少裁量所需的必要余地。判官有时候规避律例，恰恰是为了在实际的案情中实现利益平衡。所以，律例并不是利益平衡的对立面，而是利益平衡的某种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判官引证律例判案，与其说是在“依法审判”，还不如说在依照利益平衡的观念进行审判，因为后者更为根本。这一点最容易造成是“依法审判”的假象。

　　再来看几件没有引证律例的判牍：

　　（例一）前件看得游益传市魁自雄，挟其拳勇，谢严二三分之价。所争几何而较秤起衅，又逞于严二之对殴，若不毙之不休者，数挥毒拳，严二于是乎无生命矣。始不能忍数钱之争，而继乃不惜三十两之贿卒之。冤鬼有灵，朱提无色。林荣同市之证既真，游永峰旁观之诬已释，谢立一招回之词不行，而益传一抵百计无能逃矣。[46]

　　（例二）杨一清为山西估客，累年贩货，皆于宜沟镇上发市。镇民冯三畏赊取其货，不一而足。然钱货环流如泉，递注两不称厉也。一日货尽索钱，锱铢较量，遂起龃龉，因质诸县。本县为之剖白：冯三畏应还杨一清钱三十九千二百文，此告后面承者也。只牛西田所欠尽此矣，如数断追。乃三畏窘甚，转展数月，只偿四分之一，所以又来一清之告也。青蚨三十千，追偿乃合原数，至若负人不还，致令屡讼。三畏虽欲免于杖刑，其无辞矣。[47]

　　在例一中，游益传因市价之争，将严二打死，判官断令抵命。例二案中，冯三畏赊欠杨一清钱两，判官如数断追。这是两例比较典型的简单案，事实清楚，有律可循。依照《大明律》：殴人致死，依律拟绞；[48]负欠私债不还，以时日数目论笞杖以外，追本利给主。[49]表面看来，此二案似乎支持“依法审判”的观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天理，亦是人情，我们未尝不可以说此两案是依情理审判。同时，判官的处理也符合利益平衡的观点：以命抵命，双方所折损的利益相当；欠债还钱，回归债务平衡的原点。

　　（例三）沈任之女既配周璁为妻，金镞可朽，盟不可渝也。璁既嫖赌，任属泰山，胡不招赘于家，而钳其放心乎。乃苦逼写退书，遣女另嫁，此又坏法乱纪，播中国之丑声，俾四方人笑之也。虽然夫之不幸，妾之不幸，纵使周璁消乏，亦桂英之数奇耳。夫复何恨，若沈任是坏萧何。[50]

　　（例四）施赵氏迹近疯痰。其父福玉尚在，自行出头控告，显有主唆之人。其夫兄弟五人，现只有升平、桥平房两间，后面稍有余基，所值无几。现在赵氏终日吵闹不休，如不将产变卖公分，终无了局。候饬官牙估值招卖，照股均分，以清纠葛。[51]

　　在例三案中，沈任将女许配周璁为妻，后因周璁嫖赌而试图悔婚。依照《大明律》，“凡男女订婚之初……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而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受聘财者，亦是。”[52]判官断令不准悔婚，看似“依法审判”。例四案中，施赵氏吵闹分家，判官断将家产变卖，“照股均分”。依照《大清律例》，“嫡、庶子男，除有官荫袭，先尽嫡长子孙，其分析家产、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以子数均分。”[53]由此看来，此案的处理也与律例一致。但是，诸子均分和不得悔婚同时也是明清时期根深蒂固、人尽皆知的情理，我们未尝不可以是依情理审判。在“依法审判”之争的语境下，“法”仅仅指律例，若将此类案件简单认定为依律例审判，则显得过于牵强了。

　　事实应该是，情理虽然不像律例一样，具有一套成文的规则，但是它的事理层面，作为民间规则的载体，与律例的规则部分重合，也是正常不过的现象。利益平衡作为规则之元，贯穿于律例和情理之中，万变却不离其宗。如果我们仅仅基于审断结果与律例的一致性，就简单认定为“依法审判”，无疑显得过于主观。当情理与律例重合时是如此，当利益平衡与这二者重合时，更是如此。倘若以一种内在的视角来审视准据与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离明清时期的民众和官吏最近的，应该不是法律，而是情理，利益平衡则是其中隐而不显的东西。

　　如果说明显的律例引证以及审断结果与律例的表面一致造成了“依法审判”最坚定的假象的话，那么在审断结果与律例并不“十分向背”的情形则让“依法审判”的假象变得泛滥。

　　且看几个案例：

　　（例一）讯据周秀举供称，伊父母去世，遗有养赡田地，当议梦钱追荐。后被伊弟私当钱三十串，不愿交出。二十二日，周秀举索要，反被伊弟周秀杞殴伤，皮破血结。验明属实，当堂将周秀杞重责，饬令将钱交出。同弟兄四人，公同斋荐，以安先灵。日后须遵周秀举教训，如再行兄，定即据案重办。两造具结了案，此谕。[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