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中，养志之母刘氏曾与思奉之妻杨氏争吵，嗣后，杨氏病死。正如判官所言，“谇语亦妇人常态”，其与杨氏之死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然而，杨氏之死所造成的损害若不平复，纠纷恐难解决。既然刘氏曾牵连其中，于是就让养志“为母受过”，“薄予一杖”。很显然，这中间的因果关系相当脆弱，律例引证也不再出现，但两造的报偿逻辑却非常明晰。

　　在下面这件判牍中，因果关系的非必然性几乎被忽略：

　　澶渊人王养粹者，贷杜洪子杜文高钱一千五百文耳，业取其驴为质，复讼官而加桎梏焉。私索公追，殆无虚日，而养粹病。养粹既不胜追呼之扰而死，其子王光亮鸣之于官。除吐原驴外，又稍稍给与殡埋之需。事毕而文高亦病，是二者亦既足以相当矣！独有所谓张克勤、王天福其人者，乘养粹之死，以代索驴鞍为名，日踵洪门，恐喝不休，亦庶几一脔之染指而庸知洪非易与者乎？十千之望，竟成蕉鹿，而讼已速矣。集膻之蚋，几何而不为赴火之蛾乎？小人怀惠，此为炯鉴。念未受脏，各于（与）之杖矣。[38]

　　王养粹贷杜文高钱财，所谓欠债还钱，“私索公追”并无不妥。当养粹病死之后，事情立即发生变化，不但质押之“原驴”吐回，还给“殡埋之需”，而养粹之死与杜洪“追呼之扰”的因果关系并没有被过多地追究。后来，张克勤与王天福以代索驴鞍为名，“日踵洪门”进行讹诈，其所据者，也不过是“乘养粹之死”。可以说，死人本身就成为利益求偿的理由，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反倒是其次。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事毕而文高亦病”后，判官说“二者亦既足以相当矣”。可见，利益的损失与补偿始终是判官和争讼者最基本的着眼点。

　　清代的“非必然因果关系”案也同样表明，利益的平衡才是诉讼的根本准据。

　　周作统旧耕族叔周星会田亩，星会因其欠租而夺之，旋俟其完租而还之，此亦田舍翁之常事也。作统原卖有五斗种田与星会为业，仍属作统赁耕，已经数年。星会虑日后主佃不分，将田起回，另换五斗田给耕。此又小民为子孙计之恒情也。然则作统之自缢，于星会何尤？独是始之夺佃，原欠实属无多；继之换田，业瘠而租未减。是星会平日锱铢必较，不留余地，亦概可见。且开门见有缢死，理应报验，乃辄将尸身移至屋后，希图脱卸，掩耳盗铃，何其愚也。夫业各有主，起佃换田在星会并无不合，惟所换之田略瘠，应较原租七硕减为六硕五斗，以昭平允。除饬尸兄作级换立赁耕外，仍酌断星会出埋葬银十两给尸妻黄氏具领。[39]

　　此案中周作统与其族叔周星会为田亩之事发生龃龉，尔后自缢。关于周作统之死与周星会的因果关系，判官的言辞比较矛盾。一方面，判官认为欠租夺田乃“田舍翁常事”，虑主佃不分而换耕，亦是“小民为子孙计之恒情”，因此，作统之自缢，“于星会何尤”？但另一方面，判官又认为星会也有过错，“始之夺佃，原欠实属无多；继之换田，业瘠而租未减”。判官的难处在于，周星会所为，皆是“恒情”“常事”，若以此罪之，难以服众。但作统之死，肯定需要抚平。于是，断令有所牵连的星会以埋葬银作出补偿是最为妥善的办法。

　　类似的例子在清代还有：

　　查讯局绅李子蘅供称，田家玖并无放火情事。及户族田开芹等，亦供田家玖向系安守本分，均愿具甘结。质之陈望富，供亦无实在凭据。姑念尔家被火，将尔母烧毙，情极可惨。现本县帮助钱十串，尔田家芹等，与陈望富系为骨肉至亲，共帮钱二十串，作为安葬尔陈望富之母，及盖屋之费，各具结完案。此谕。[40]

　　此案中陈望富之家被火，以致将其母烧毙。据诸多证人所供，田家玖“并无放火情事”，即便陈望富自己“亦无实在凭据”。田家玖与陈望富受害并无关联，事实清楚。但是，判官依然判令田家芹等“帮钱二十串”，作为丧葬和盖屋之费，理由是其与陈望富为“骨肉至亲”。不过，以“骨肉至亲”的名义“帮钱”实属牵强，假若以亲谊而论，需要帮钱的肯定不止田家芹等人。判官处断的出发点就是两者之间的非必然因果联系，而其基本逻辑就是一方的利益损失必须加以弥补，但毫无关联的人肯定无法牵扯进来，于是有所关联的人就成了实施补偿的最佳对象。不过，判官也并不能完全无视因果关系本身，因为判决毕竟要使众人心服，既然本案中的因果关系如此脆弱，于是判官也帮钱“十串”，以渲染补偿的道德意味。实际上，给付的名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利益关系得以修补，纠纷可以因此而消弭。

　　这一节选择的是明清诉讼中两类常见又意义特别的案件。如果说断案中的律例引证让一些学者产生了“依法审判”的论断的话，那么“律例规避”案则突出表现了判官们对律例的公然舍弃，而促使判官作出取舍的准据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明的东西，那就是利益的平衡。过去学者们更多地侧重于笞杖以上重案的分析，因而从不同侧面触及到利益平衡的一种表现形式，即“情罪相符”或“罚当其罪”。事实上，即使在重案之中，判官对利益平衡的处理已经超出了罪与罚本身，将财产利益也纳入进来。如此，则“利益平衡”的概念更为妥帖，也更具有包容性，因为它可以涵盖“细故案”。

　　而在“非必然因果关系”案中，实际上涉及到的大多是命案，却几乎没有提及律例的引证，甚至作为法律推理环节的因果关系都显得很牵强。值得玩味的是，在这种脆弱的因果关系背后，不同时代、不同判官的处断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他们更加关注利益的损失与补偿，而非必然的因果关系其实只是为利益补偿提供了一个承担者。用韦伯的观点来看的话，此类处理绝对是“形式非理性的”。然而，正是在这种连判官们都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却又不得不然的处断之中，我们看到了明清诉讼最无法颠覆的东西，也是其根本准据之所在，那就是利益平衡。

　　四、假象：迷失在何处

　　既然明清诉讼中最为根本的准据是利益平衡，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依法审判”的结论？弄清假象是如何造成的，有助于理解律例、情理与利益平衡之间的关系。

　　先来看两件引证律例的案件：

　　（例一）贵抚题张正推跌翁志礼垫伤身死一案。此案张正因翁志礼家猪只践食地内包谷，向翁志礼索赔不允争闹，翁志礼将张正捻跌倒地拳殴。张正之妻陆氏见夫被殴，用锄柄殴伤翁志礼顶心，翁志礼向陆氏赶殴，张正拦阻，将翁志礼推跌殒命。查翁志礼先被张正之妻陆氏用锄柄殴伤顶心，原验伤甚轻微，不至于死，后被张正推跌垫伤腰眼，即时殒命，自应以张正当其重罪。该省将张正依共殴人致死下手致命伤重律拟绞监候，张陆氏依余人律拟杖收赎，查核情罪相符，应请照覆。[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