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案中，许才之死是否该姜梦麟抵命，主要在于许才致死的根由，于是，殴期和伤痕这两个事实性因素成为案件定断的关键。尸侄与尸妻按理应偏向己方，然而他们均指殴期为五月廿九，许才之死应该在辜限之外。至于伤痕，再三勘验，头颅胸肋呈殴伤状，而肩胛则为病理状，正所谓“病怯于殴前，愤郁于殴后”，判官认为“才死虽不尽由殴，然使其病而郁郁而死”，则梦麟之过也。并且，许才之子许佐也因父之死而丧命。因此，判官决定重惩梦麟，“令凶狠者视为戒石”。然而，依照律例，死于辜限之外，“各从本殴伤法”，[30]“罪仅一杖”。欲比照“威逼”和“忿争”两例重判，却不符合案件事实。无奈，判官只得援用殴伤本律，以“笃疾”论罚，“坐以城旦，仍断给十金，又再断三十八亩以赡其后”，与律例之“杖一百，流三千里，仍将犯人财产一半，断付给被伤笃疾之人养赡”的规定相去不远。[31]

　　回头来看，虽然本案中判官处处引证律例，但很难称之为“依法审判”。因为按照律例，死于辜限之外，“罪仅一杖”。判官最后以“笃疾”论罚，其实是一种规避律例的行为，而且十分牵强。《大明律》“斗殴”条中只有“因旧患令致笃疾”之语，并且对此有明晰的解释——“如人旧瞎一目，为残疾，更瞎一目，成笃疾。或先折一脚，为废疾，更瞎一目，成笃疾”。[32]这与本案事实明显不符。倘若我们留心一下判官断案的思维，或许有更深入的认识。判官在弄清“一家两鬼”的事实之后，认为“即以限外无抵法，亦宜置之尺籍，以实行伍”，判罚实际上在此时已经作出。这正是王志强所言的“司法经验判断”或者“职业直觉判断所形成的目标裁决”。[33]判官后来选择律例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将情节、判罚用律例有机地连接起来，“遣则情无以蔽法，杖则法无以蔽情”一语对此作了最好的注解。判官最根本的准据是两造利益得失上的大致平衡，律例之所以被规避，是因为律例的机械适用会背离这种平衡。

　　原本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说，明清司法的根本准据就是布迪和莫里斯所说的“罚当其罪”，[34]也类似于王志强所言的“情罪相符”。但显然，这种表达并不能囊括细故案，所持的依然是一种将诉讼人为两分的立场。而且，即便是在命盗案之中，罪与罚的概念也缺乏足够的包容性。

　　如果仅仅以狭隘的罪与罚的观念来看，可能某些案件符合“依法审判”的观点，但从判官对刑罚和财产的综合支配来看，则会发现他们追求的应该是一种更为广义的利益平衡。以下这则判牍就是如此：

　　前件审得：庄英父子兄弟相济为恶。英兄贤业已盗败毙狱，英父惠亦以倡盗伏辜。仅仅一漏网之英。而英之淫凶则更有大可骇者。曩有乡民顾良携妻陆氏投英为仆，其意本欲偕家室图温饱耳。英乃悦氏有貌，迫与私而据为己有。夫夺良枕席之爱，而欲良效颐指之顺，人情乎？英复恨良强项不服，借他事缚之，亲为抉其眼珠，又撒灰以示刈草除根之意。狠心毒手，天日俱惨。此丁未孟秋朔日事也。双睛既去，幽室为阱。卒之陆氏冶晦，兄弟麀聚。英复不胜忿恨，将氏远鬻，俾良少壮为旷夫，朦胧如长夜，茕茕废孑，竟为沉冤。近因父兄盗露，先后落魄，英不欲郁郁居故土，遂弃基业于龚氏，而移青浦家焉。庄宾美往与清界，英在窘迫之际不无张皇。美视英为迁徙之余，不无咆哮。遂两相嚷殴。而美众英独，强弱之形不格。于是英受楚不甘，遂以抄抢之辞远控。正提审未结，偶英途遇美侄庄临。临衔英讼叔之恨，欲结英赴县，以发其隐。适有王尧为解，而英遂逸去，临以尧卖己，方赴县告尧。尧复以临讼己，辄赴道讼临。此报复常态，无足讶异。不谓据顾良一质，而抉目幽阱之事，遂宛然如画也。即各辞盈庭之证，无一不为良称冤，亦无一肯为英置辩者。此事情景既真，罪状甚著，英父子惟有俯首伏地而已。夫英以被殴忿兵，尧止以被告为应兵，乃以卒发而露积奸，因小忿而发大慝，所谓天网之不漏非耶。查律：殴雇工人至笃疾，罪止于徒。以此罪英尚不足酬惨毒之十一。姑念法无可加，再断英出银十两，助良再娶。并断十亩给良出姓过活。庄临、王尧挟私终讼，庄宾美恃强殴人，俱合杖惩。[35]

　　此案情节并不复杂。庄英将雇工人顾良之妻陆氏占为己有，又恨顾良强项不服，因而抉其眼珠，幽室为阱。本为沉冤，却因庄英与人忿争而被揭露。依照律例，“殴雇工人至笃疾，罪止于徒”。判官认为，“以此罪英尚不足酬惨毒之十一”，然而“法无可加”。“罚当其罪”的意图十分明确，律例的牵绊也显而易见。于是乎，在刑罚之外，断银十两娶妻，断田十亩过活。判官表面上是遵循了律例，实则大大超出了律例的限度，将报偿理念延展到财产利益，一罚一偿，两造利益渐趋平衡。

　　所以，从这些律例规避的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其说判官在追求案情与律例罪名的相似性，还不如说他们更重视案情与律例罚则的相适应性。与其说判官的根本准据在于“罚当其罪”或者“情罪相符”，还不如说他们在追求一种更为广义的利益平衡。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明清诉讼中的“非必然因果关系”案中继续加以检验。所谓“非必然因果关系”案，是指特定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判官仅依据这种并不严格的因果关系判令特定行为人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的案件。这在明清诉讼中比较常见。

　　先来看几起明代的案件：

　　七十老妪龙钟，入市昏晕，故其所也。彭启祥掷索适受其无常，此前世合负伊籍干之具耳。棺价三两三分，烧埋之数而一给之。彭（启）祥无罪之人，横罹烧埋之律，以准科条则不当矣，以平果报庶无爽也。[36]

　　七十老妪之死，彭启祥因掷索横受牵连，典型的“非必然因果关系”。判官虽认为启祥“无罪”，却要他给烧埋之银。究其理由，“以准科条则不当矣，以平果报庶无爽也”，律例的准据作用被明显排除，而宗教的果报观亦不过是世俗利益平衡的一个妥帖说辞。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这种说辞变化不拘，而平衡理念则始终如一：

　　张养志者，魏人也。与其族人张思奉日寻干戈，互为戎首。凡私斗公诉，其曲直胜负，亦大略相当。一二姻戚为之解纷，亦渐向雍睦矣。六月间，思奉方有他出，其妻杨氏与养志之母琐语伥触，反唇相稽，逾数日而杨氏悒悒成病以死。思奉既痛分鸾，复怀夙怨，能无讼乎？夫谇语亦妇人常态，杨氏之死岂得即于刘氏致讨？然汉过不先谁实挑隙，养志不得不为母受过矣，薄予一杖，仍谕之敦好如故。天性之良，或有油然动者乎！[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