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一起招赘案：

　　据王大新供，王吉辉系生所招之婿，已给过佃田一分，计押佃钱一百八十串文，所有牛谷种籽，一概付给等语。乃王吉辉心不输服，意欲同伊子公分家产。查验原日合同，内载“有财多与，无则少与”字样，是不能与王姓之子同分无异。断令仍照原日所分押佃钱一百八十串文，一并交付王吉辉及张发先收执。[13]

　　在这宗招赘案中，赘婿与儿子发生财产纷争。依据原日合同“有财多与，无则少与”的约定，女婿王吉辉并不能告争财产的多少，更无论与王姓之子同分。所以，判官断令维持原日所给佃钱。招赘合同成为此案判决的核心要素。

　　同样，立嗣案也重视证据：

　　此案讯据袁立仁出抚与袁湘为嗣，系袁湘在日凭族戚立据，历年相安无异。袁湘段后，其母袁王氏因议备膳养之费，向立仁取用，常有短缺，以致控案，欲作悔继之谋。袁立仁既出抚与袁湘为嗣，自应供养母亲，何能违抗。仍照原议，所有洋银三十元之利息以及应备钱米，须按月缴归王氏。其母年迈，身后衣棺等项，即当早为预备。故父袁湘停柩未葬，尤宜赶紧妥安窀穸，以慰幽灵而尽孝道。并饬令潘明高从中开导。以后母子毋得争论，原粘继书一纸，允约一纸，洋条三纸均发还。遵结附卷。此判。[14]

　　议立嗣子一般在宗亲中进行，而且往往是同祖之亲。即便亲近如此，写立议单还是惯常的做法。在此案中，所后之亲因为供养有网而作“悔继之谋”。判官并未准许悔继，其原因在于立继事实成立，有“族戚立据”存在。但是作为嗣子，袁立仁对于“议备膳养之费”常有短缺，的确于约不合。所以，判官敦促袁立仁“依照原议”，钱米利息“按月缴归王氏”。此案中判官的处理，只不过是让双方都遵从原约，以契据为本。

　　二、命盗案中的证据定谳

　　（一）“人命以尸伤为据”

　　相对于被称为“细故”的户婚田债案而言，“命盗”重案无疑更被官府重视。发生了命盗案之后，检验是必经的程序。明清时期的检验工作一般由件作进行，有时也请地保完成。学界关于“命盗案”与“细故案”的审判是否是依据法律有不少争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查清事实是理讼的前提，细故案是这样，命盗案尤其如此。一代名臣海瑞就说，“人命以尸伤为据”。[15]

　　下面来看几则判犊：

　　例一：审得登封县民范显叙以母冤未明，复控增生王允若一案。缘范显叙与其父征孟，开采煤窑，拖欠王允若钱五十余千，经前府断结有案，行县追偿，迄未清缴。屡经该县差传，避匿不到。道光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将其弟显积传案，杖责二十，勒限押追。其母阎氏痛子情切，十八日往寻允若，哀其赴县求释。允若外出，经街邻韩都全、王凯奏劝走。晚告允若，期于二十日在颖阳集面议。讵该氏愁急莫解，旋赴村外仝生祥地内树上自缢身死。报经该前县曾勘验，树在沟边，下有土峺，树枝围圆一尺五寸，距地六尺七寸，绳长两丈，两头系于树枝，中段绕脖项六道。上一道斜入两耳后，至发际，宽三分，深三分，紫赤色，八字不交，下二道围绕颈上，深二分，微赤色，余三道微松，色白。一足立于峺上，股微屈；一足下垂沟边，舌出齿，腹下坠，左领颇下，左腮颊，俱有擦伤，委系自缢身死。惟树枝颇高，非扬手可及，可以结扣。盖将绳头盘结成团，使有斤两，力掷而过。追其缒地，随将绳头理开，在绳身搭一活扣，倒拽而上。彼头亦复如是，则两股平悬，中成一兜，将首探入。绳长，故绕至六道，然后吃紧，再屈一股，伸一脚，全力下注，遂致殒命。细揣情形，不差毫发。王允若讯无威逼情事，免其置议。[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