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钱债之案必以契约为凭”

　　钱债案也非常依赖证据，所谓“钱债之案必以券约为凭”。[6]在很多案情简单的判词中，这种证据观念只是一笔带过，比如以下几个例子：

　　例一：审得蔡仕祯买黄夔龙父文宗房一所，时龙与兄元嘉同签契。二次共收四十六两，后又二次告找，共收三两五钱。真中真契，何说之有？夔龙诬词图利，姑示笞儆。[7]

　　例二：审得戴生士熹初借林士述银十两未还，后又借二十两，前十两内算利十两，遂估合四十两，写作一契。士熹以屯田之租拨二十石，年抵其利，计今七年矣，计租一百四十石。以时价或四钱或五钱计之，约得利租五六十两，若以加工之利算，利亦有余矣。所余之利虽不可抵母银，独不可以抵估合之子银乎？是四十两内之十两可无偿。若云原只二十两，估车其半，则士述之素行固然，而非所论欠专利薮之戴生也。本馆所凭者契耳。令照契还断三十两，其内十两姑免追。[8]

　　例三：银钱来往以摺为凭。李葆元所呈数簿与余家毫无纠葛，何以当日不将摺据批销。其情词实有不足见信之处。张步仁徒以自己所开数单为凭，余家所呈之条据，则是伪造，所立之数摺，亦未批销，专抗骗之词籍图拖累，殊属不近情理。张步仁交捕署看管。各据均存。此判。[9]

　　以上三个都是比较简单的钱债案。例一中，蔡、黄因房产买卖发生纠纷，判官并无过多言辞，首先指出黄夔龙兄弟曾经与蔡仕祯签契，然后反诘“真中真契，何说之有”，契约在钱债案中的证明力显得不容置疑。例二的情节稍显复杂，戴士熹先后借林士述银三十两，算利十两，以四十两作契。士熹以屯田之租年抵其利，判官认为虽不可抵母银，但可以抵子银，断令照契偿还三十两。在判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判官断案的依据—“本馆所凭者契耳”。最后一个判词中，判官开宗明义地表明“银钱来往以摺为凭”，然后指出李葆元所呈数簿与余家“毫无纠葛”，因此并不能否定余家摺据的效力，而张步仁也不能仅凭自己所开单据而诬指余家条据为伪造。在这三个钱债案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证据对断案的决定性作用。

　　接下来看一起复杂的案件：

　　审得洛阳县博士关笃行控关得福藉约讹赖，及关笃庆等假冒祀生等情一案。缘嘉庆十五年，关笃行当给已故关得禄之妻周氏地十四亩，价银一百两，亲笔立约为据。关得福之子笃瑞为得禄承嗣，以十余年来，笃行总未交地，并将籽粒霸收，控追原价。该县断令照数退缴，籽粒免追完案。讵该博士词称：立约之后，关周氏并未付银，有原中关杲可证，迭控于府。查关周氏业已改适，无从质讯。虽关杲所供无异，但典质田产，岂有立约之后，始行索价之理？既未交价，即应退约。如原约遗失，亦应向典主要一失约字据，以杜日后之争。该博士老于世故，岂竟有虑不及此？今信物既存人手，虽百口乌能置辩。仍依县断，着于年内速将原价缴出，以便给领，籽粒从宽勿追。[10]

　　此案中关笃行典地与人，因拒不交地而被控追原价，县断“照数缴退”，其“亲笔立约为据”应是主要原因。嗣后迭控至府，虽关笃行有中人为证，但是原经手之周氏已无从质讯。知府李钧虽以“岂有立约之后，始行索价之理”诘之，并认定该博士“老于世故”，但判词中最有力的一句乃是“今信物既存人手，虽百口乌能置辩”！钱债契约作为“信物”的存在，已非言语的辩驳所可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