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美国是在人均GDP达到一万一千美元的时候，日本是在人均GDP达到八千美元的时候，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开始向有右侧（良性方向）逆转。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预测，由于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当大部分中国人均GDP达到三千到四千美元之间，也许就是生态环境质量向右侧良好扭转的时候。[18]

　　第七类风险因素是决策风险。由于中国社会各方面独立运行的机制不完善，高度依赖中央决策（特别是领导人决策）的正确性，又由于民主决策机制不完善，纠错成本过高。一旦出现决策失误，极容易引发内部与外部的局部性危机甚至是全面危机。

　　综上所述，中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的高位风险阶段。避免和化解高风险因素的暴发，即避免和化解社会风险因素以及可能由此导致的社会危机，将是本阶段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关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高风险因素所可能带来的危害，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分析：

　　第一个方面，是高风险因素导致的直接后果：社会危机。这里所谓危机是指那些突然发生的、具有严重公共危害性的重大突发性事件。一般说来，社会危机总是由一些高风险因素暴发引起的，而中国三十多年的社会转型过程酝酿和累积了大量的高风险因素。比如，渐进式的国企改革使银行背负了大量坏帐，使得预防和应对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成为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历届中国政府的一项重大任务。分税制改革在有效克服了中央计划经济体现的弊端、提高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的同时，也促使各地不顾环境资源的承受状况拚命追求GDP，导致环境资源的严重破坏和环境的绝对恶化。

　　正是在此种背景下，近些年来，中国各地或更大区域范围内不断暴发由各种因素引发的局部性危机。2007年太湖蓝藻暴发导致水质污染事件，波及200万人的饮用水安全，是多年存在的环境风险隐患的大暴发。山西砖窑黑工事件是地方拚命发展经济和行政执法体制局部性瘫痪等风险因素暴发的结果。2003年的SAR事件则是公共卫生体制严重衰败和公共安全事件应急机制缺失的必然产物。各地经常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又是社会不公正等政治风险因素累积的结果。上述高风险因素的释放均引了了地方或全国性的社会动荡。

　　同时，高位风险暴发酿成的局部性的社会危机，容易向领域扩散，引发其它领域的风险暴发，酿成社会的总体性危机。一种风险因素最具破坏力的时刻往往是该某因素通过与其它因素的相互强化作用、共同发挥威力的时刻。实际上，社会转型中的总体性危机很少是由某一个风险因素造成的，而往往是由多种风险因素高位叠加、其中一个因素的暴发引发多种风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已处于社会转型的高位风险叠加期。所谓高位风险叠加，是指由于转型期社会矛盾逐渐积累，诸种风险因素在高位汇集。人们说，社会矛盾经常是相互交叉、相互影响，这从一般意义上说是对的。但是，各种矛盾并不是总是交织在一起。因为处于中低位的矛盾与风险因素，经常是在各自有限领域内部潜伏动荡，不同领域的风险因素的相互影响要小得多。只有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其才会越出各自的有限领域，向其它领域蔓延或波及到其它领域。比如说，在整个转型期，由原有国有经济体制积累的金融风险因素始终存在，但此种金融风险因素不积累到一种程度，一般是不会演化成为社会政治风险的。而如果风险因素累积到一定程度，由低位风险演变成高位风险，危机的暴发及向其它领域的扩散就变得很容易了。

　　在社会转型的商风险阶段，一种风险因素的暴发，往往会引发其它潜在的风险因素转化为现实的危害，几种风险因素相互强化，产生共振效应，使社会动荡趋向最大化。比如，金融风险会导致企业、公司破产，投资人受损失，由此引发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这可能会导致投资受损人和失业者产生愤怒情绪，把不满引向政府，引发政治动荡。政治动荡会导致对外应变和处理危机的能力下降，使台独势力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分裂国家的活动，并最终引发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军事冲突。

　　第二个方面，是高风险因素导致的间接后果：转型趋势的不确定性。近些年系统科学与非线性科学的研究表明，事物在高度不稳定状态时，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分岔点，对内部或外部的干扰因素有特殊的敏感性，一些细微的干扰因素都会导致系统向背离“正常”轨迹的方向演变。[19]

　　处于社会转型高位风险期的中国，面临着三种可能的趋势。

　　第一种趋势是合乎中期政策目标预期的趋势。从中国决策层所谓未来20年是中国发展“关键期”的提法中，人们不难解读为，一旦渡过了20年关键期，中国将进入平稳快速协调发展的良性状态。在示意图三中，本文在矛盾下降阶段开始的位置上，有一个出现良性拐点的位置，此拐点将是一个区域，而不是一个精确的时间点。如何保证中国社会能够按此合乎中期政策目标的趋势发展，中国政府给出的初步方案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人与自然等关系的协调发展。有关此方同的内容，后面还要具体分析。

　　第二种趋势是高位风险因素暴发，导致社会总体性危机。关于中国即将出现总体性危机的议论，在国内国外都有不少，诸如中国能源危机论、粮食危机论，最典型是中国崩溃论。2001年7月，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在美国出版《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其书声称中国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WTO后的强劲冲击下，中国的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坚持5年。[20]从章氏出书至今，5年已经过去了，关于“中国崩溃论”的讨论也转变成“中国机遇论”。但书中列出的众多理由，如中国国企改革步调太慢，竞争力毫不足观，科技落后太远，失业问题严重，贪污风气恶劣，社会弊病丛生等现象，也还是值得认真对待和解决。

　　相比之下，2004年，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发布的《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 ——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报告则显得更为客观和理性。该报告的基本结论是：2010年前，中国面临着三种可能的前景。其中，最坏的可能是，第一种前景是“无法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业已存在的经济体制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不能得到有效治理，国际或国内的突发性事件激化了现有的内部矛盾，经济发展进程中断或发生经济倒退。在此种前景中，有可能会激发社会冲突和合动荡。[21]

　　第三种趋势是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因素无法得到根本治理，虽无总体性的社会危机，但各种局部性危机接连出现，社会动荡长期化，即导入所谓的“拉美化”陷井。关于中国社会发展要警惕“拉美化陷井”的问题，2004年3月8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对在场的中外记者说过这样一番话：“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这个阶段，对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历史意义。已有的国际经验显示，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这样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即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 主要指拉美的一些国家，则在人均GDP 超过1000美元以后，城乡、工农发展失衡，经济停滞不前”。[22]毫无疑问，当中国在2003年跨入人均GDP上千美元的时候，由国家宏观经济决策部门的最高领导在人代会上说出这番话，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对预防所谓“拉美化陷井”的警醒认识。

　　根据社会转型高风险期演变趋势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得到中国社会转型秩序演变趋势的示意图（见图三）。

　　在此张图表中，本文把合乎中期政策目标的转型趋势，定义为中国转型秩序演变的主趋势，把不合乎中期政策目标的另外两种趋势，定义为次要趋势。主要趋势与次要趋势的区别，不在于客观上哪种趋势的现实可能性更大，而是以是否合乎人们的理想预期为标准。实际上，如果现阶段对高风险因素的治理成效不理想，中国极有可能向着不合乎人们预期的方向发展----或是走向“拉美化”，或是重覆俄罗斯动荡转型的旧辙。

　　图三：当代中国转型秩序的主、次要趋势示意图

　　毫无疑问，面对中国转型秩序所面临的三种可能趋势，后二种趋势是人们力图避免的。能否避免后二种不利的趋势，法律治理的成败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也引发出了以法治与社会协调发展为主题的法治发展战略问题。

　　四、一种广义的法治发展战略

　　有学者称，中国堀起，是全球主义时代的大事件[23]。未来中国可能成为什么样子？未来中国将形成一个怎样的法治社会？这不仅是中国人关心的问题，也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

　　上世纪最后二十年，当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身陷于内部动乱走向渴望了解国际社会和获得国际帮助的时候，整个世界又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远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世界，远不是一个仅靠钢铁数量就能赢得胜利的世界[24]，远不是一个中国自以为还算了解的传统工业化模式盛行的世界。大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开始进入了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一个人权、自由和民主价值获得普遍认同的时代，一个出现世界性资源短缺的时代，一个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获得确立的时代。由此，重新走向开放与进步的中国，在发展目标方面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调整----从最初的“四个现代化”发展成为广泛的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现代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