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变化趋势反映地方官府日渐重视规范官代书的职责。以同治至光绪年间黄岩县《状式条例》为例，官代书职责如下：其一，每份诉状应突出主题（案情及诉讼请求），“如为婚姻，只应直写为婚姻事”；其二，对一些特殊人名（比如上级官员）的称呼若不符礼制，代书必须随即更改缮写；其三，歇家（当事人落脚的旅店）住址及有功名者必须据实填写；其四，原、被两造姓名务必确查注明；其五，诉状书写不许潦草，不得有蝇头细字；其六，旧案必须注明经手差役姓名；其七，如果诉状为他人所做，代书必须查问做状人姓名，并注明其确切姓名。官代书若违反上述要求，将受到惩处。在黄岩诉讼档案第2、5、7、8、10、12、19号状纸均注明“做状人”（设计诉讼内容者）姓名。自第30号诉状始，状纸格式有所变化，同时要求注明“做状人”、“写状人”（书写状纸者）姓名。其中，仅有第56、74号状纸未注明“做状人”和“写状人”姓名（另，78号状纸残破，无法辨别）。这说明《状式条例》对官代书有直接拘束力。之所以不少地方衙门要求官代书注明写状人或做状人姓名，康熙年间后期修订的《本朝则例全书》载：有的当事人妄言控告，到审讯时则称此为“写状人恣意写的”，为此，官方要求以后“务必连写状人姓名写上控告。如不写实，词仍照前妄写重情，将写状人一并治罪。”[104]

　　乾隆后期至道光三年（1823），巴县《状式条例》只简单规定状纸书写不遵格式及无代书戳记的，不予受理，尚未涉及对官代书职责的具体规定。之后，巴县《状式条例》对官代书职责的规定逐渐细化，占《状式条例》规则总数的比例递增。相关规则的内容主要涉及：代书为当事人抄录状纸时必须查问实情；问明作状人姓名；普通案件不得牵连多人（比如，被告、干证人数的限定）；凡属旧案代书必须将以前的裁判填置状纸；状纸不得双行叠写，等。凡违背上述规定，官代书将受枷杖刑以至革除职位等惩治。

　　清代徽州休宁《词讼条约》亦规定代书必须遵照既定格式书写诉状，同时“照依事情轻重，据实陈诉”，不得隐匿真情，移轻作重谎告，否则“审实拿代书严究。” [105]同治年间，甘小苍亦曾提出：“收词之际，即可查对保甲申册，并详问乡间情形，然后讯其所控之事。如供词支离，即究代书。”[106]相当于要求官代书确保状纸内容的真实性。台湾淡新档案官方印制的一些诉状上方甚至预先注明：“双行叠写不阅不收，代书提责”[107]。笔者查阅淡新档案时，很少发现淡新诉状中有双行叠写的情况，当与该规定有关。另外，淡新《状式条例》要求官代书抄录衙门历次对该案的裁决，[108]类似规定遍及清代各地。同治年间，淡水分府郭何氏的状纸未遵守这一要求，分府衙门裁决“词不录批，代书记责。”[109]光绪年间淡新《状式条例》还规定“本身做呈□□及别人代作呈稿，该代书一一问明填注始用戳记，如违将代书革究。”还要求呈状人遵守《状式条例》，“违者，先将代书责革”。[110]为此，当地大多数状纸注明了制作来源，如“自来稿”、“自稿缮便”等。

　　《状式条例》对官代书的规范重点在于对状纸书写形式格式化与内容真实化。官员对官代书制定专门性条约或示谕则对官代书的职责范围则有所扩张。如嘉庆八年（1803），张五纬在湖南岳州任知府时，对官代书职责提出如下要求：“嗣后代写呈词务须询查本人确实情节，平铺直叙，不得捏词装点，故用怪悖字样骂人恶语。……至告状之人自有呈词，亦必令将作稿人姓名填注状尾，方准盖戳。”[111]裕谦规定本府官代书逐一审查当事人的控诉：[112]向歇家查明呈状人是否为本人；如涉及多名当事人告状，须查明其住址；衙门听讼时若当事人不到，官代书受罚，则官代书无形中成为确保当事人到庭的保证人。官代书是依当事人之口代写还是当事人预先备有词稿，都应分别在状纸上注明。若是孀妇涉讼，应问明其有无子嗣，如遇举人、生监涉讼，应问明科举考试的年份或执照，并一一注明于状纸，以防捏冒。张修府专门制定六条“代书条约”，规范官代书的各项职责：撰词状须依当事人口述直书，若有串唆诬陷情节，照讼棍例究办；字句必须简明，不得用一些不合适的字词；若当事人持有自来稿，则须问明作词人的姓名与住址；规定了官代书的收费标准。[113]他另一方面还示谕代书：“如查有供呈不符者，除立拿讼棍等严办外，并提该代书讯明责革，原保之人连坐。决不宽贷。无违特示。”[114] 道光年间，周石藩亦曾为官代书制定十条“代书条约”。[115]除要求官代书凡遇放告日必须随堂侍立，以便查问外，其余内容与张修府制定的条约大致一样。

　　若仅依据《大清律例》，官代书的主要职责在于抄写状纸。但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官员还要求官代书承担辨验契约，并由之缮写呈交衙门。如庄纶裔认为“照得凡遇断结讼案，所有呈验分书、文约、地契以及账本均着由代书缮具。领状随结随领，同当日写好之结一并呈送本县。”[116]光绪九年（1893），台北府陈知府针对周许氏告周玉树争夺家产案，裁决：“该氏代书徐炳不即将抱告送案，率行盖戳渎呈，实属玩违。本即将代书提案究惩，故宽饬将此案抱告周春草立即提送听押，发到县查拘。”[117]说明当地官代书有将特定当事人送案的职责，则官代书承担了部分类似今天司法警察的职责。因此，陈智超认为自明至清，代书回复到北宋初年的情况，只是为人代写状词[118]这一观点，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清朝地方诉讼规则与司法官员的言论表明，衙门强制官代书分担了更多义务与受惩风险。国外学者认为，如果官代书在案情细节的记述上出现差错，他可能因诬告而受责罚。因为通过使得代书为其书写的不确切的状纸负责是一个减少错误起诉的途径，一些县、府据此确立这样的约束：所有自己草拟的诉状在得到受理之前都得经过代书检查与盖印。淡新档案证明代书有的时候只是检查原告自己书写的状纸以及附上他们的戳记，而不是重新写一份。官代书也许不仅仅为检查诉状及盖上印而负责。……有时官代书的工作像保证人甚至县衙的走卒一样。[119]

　　上述各地诉讼规则对代书职责的规定，成为国家法律的实施细则。这些地方法规在参照中央制定法的同时，作了诸多补充性规定。比如，官代书违背国家或地方诉讼规则，轻则责令重新撰写状纸，重则枷杖直至责革。黄六鸿认为：“原告来具状，验状稍与式不合，问明原告，或系错误，唤代书重责改正。”[120]乾隆四十五年（1780）四月，针对巴县张仕庆田业、祖坟纠纷案，县正堂批：“准拘讯。如虚坐诬，代书并究”。[121]在黄岩诉讼档案第25号诉状的裁决，伍姓知县认定呈状人郑可舜“妄渎朦混，刁健可恶，”进而指责官代书汪承恩──“通同舞弊，本应吊戳斥革，姑宽记责。” 同治年间，张修府曾两度指责官代书李遇春违规：“小民多无情之词，该代书固难劝阻。然此词太不经矣，李遇春记大过一次。”[122]“代书李遇春于此等荒谬状词率尔盖戳，并合严惩，姑宽，不准。”[123]光绪年间，董沛在建昌（今江西省永修县）任县令时，认定余陈氏“听人主唆，妄请给照”以便“夫亡再醮”，“该代书妄行盖戳，并饬。” [124]孙鼎烈在光绪年间于浙江任县令时，提及“代书或因徇庇差役，不为盖戳，做状人姓名何以并不遵式填注？且察阅词中情节多袭讼棍故套，恐有从中唆使，着即邀同做状人自行投案，不得以拆字先生及嵊县人等饬词搪抵。仍候催差集讯察究。” [125]

　　官代书制度一方面确保了绝大多数呈词符合官方的形式要求，如，书写工整、填注了历次裁决、注明了作状人的姓名，等等。但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经官代书之手的状纸多多少少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大其辞现象。正如滋贺秀三阅读晚清台湾淡新诉讼文书时的总体印象──案件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通过档案一般很难准确把握。诉状中常常有夸张成分，还有不少是为了“耸听”而捏造的假象。[126]同一地区的官代书之间存在竞争性，为了争夺案源，通过书写声情并茂甚至“耸听”的诉状以引起县官注意，使案件得以进入有限的司法程序，自然成为官代书努力的方向。因此，官代书的工作毋宁是处在官员对状纸“耸听”容忍的底线与最大可能地迎合客户需求之间。而官代书任期短期化，易造成其行为短视和投机心态，在撰写状纸时突破官员的心理底线。

　　四、制度性质与走向

　　官代书之设，虽便利不识字的当事人书写状纸，但官方目的在于通过官代书这一制度装置，保证状纸字体公整、字迹清楚，形式要件符合衙门要求，过滤谎讼或官方认为不必要的争讼，实现状纸书写格式化与内容真实化，便于符合官府要求的有限案件进入诉讼领域。官代书表面上不是书吏之类的衙门“办事人员”或雇佣人员，也不从衙门中领取俸禄，但要参加衙门组织的“资格考试”，被衙门强行赋予查问做状人姓名、审查当事人身份、核实诉状内容真假等职责。而非如《大清律例》早先规定的那样，仅仅是代人书写状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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