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所谓的行政机关的服务承诺（以成文、公示的方式来体现），实属词不达意，这分明就是行政机关自己制定的约束自身（间或约束相对人）的行为规范，与承诺何干？

　　至于该种规范是否能够起到“弥补行政法规范本身规定之不足”之功效，还不要过早的下结论，还是要以其不违反上位规范为前提。制定新的规范，并非总是“好事”：目的动机就有好坏之分；即使初衷良好，还要能够胜任。

　　该文认为（其实也是“借鉴”他人，参见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载于《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积极行政的要求是：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之。”这分明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尽管积极行政是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依上述引文：“积极行政是指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不产生直接影响的行政。”），但也应尽量做到有法可依，至少要秉承法的精神和原则。积极行政绝对不是法律的世外桃源。其实，各种“服务承诺”，就是不断细化、明确的规范各种行政（自然包括积极行政）的规则体系。没有法律的陪伴，积极行政应缓行；即使有了法律的调整，积极行政也应限行。现实中的行政，不是缺少而恰恰是充斥着长官和小吏的无所依归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依法行政，那是在各种官样文章中使用的词汇；工作中，自然是依“老子（并非李聃）意志”行政啦。

　　额外（法律规定之外）的服务，如果能够满足实际需求，老百姓也许并不反感。但实际中，额外的往往不是服务而是“黑手”，法律规定之外：要么违反法律，要么超越法律。在服务与“黑手”并存的情况下，没有规范的额外，还是打住为好。毕竟，行政追求的是合法，而非效益。

　　服务承诺满天飞，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好像赶时髦一样，各行政机关争先恐后，各自为政。虽然“各村有各村的高招”，但难免参差不齐，甚至朝令夕改、人亡政息（更换首长）。乱哄哄的一窝蜂，热闹倒是蛮热闹，只是很难长久、稳定。

　　服务承诺，终究不是规则之治，而是人治的变相体现。行将不远矣。

　　服务承诺的法律效力有待明确。一种近似的可能：其效力等同于其他规范性文件。至于违反承诺的行为是否可诉（当然是行政诉讼），恐怕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而不能一刀切，都认定为不履行法定职责。毕竟，承诺与法律规定还是很有距离的。

　　空话、套话，充斥该文。无新意、无创见，当属下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