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利生成和政策形成功能
大陆法系传统型民事诉讼奠基于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司法的功能、权威一般顺服于立法权之下。相对于法院司法权而言，由立法机关代表的议会民主仍然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在面临重大的利益纷争和社会政策时，惟有立法机关具有作出决策的正当性和权威性。法院的任务是严格适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得僭越立法机关的权限而进行司法立法，立法机关对司法权的行使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警惕和戒备。尽管20世纪后半期以后，多数国家的司法权限已经有了明显的扩大，但是多数并不鼓励司法权的过度扩张和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8]也不认为普通法院有能力完成决策的使命。即便在美国这样一个允许“在宪法案件中由法院行使‘立法’权”[9]的普通法系国家，也存在着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judicial restraint）孰优孰劣的论争和交锋，赞同司法能动主义的主张如“法律发展关键的因素就是对社会政策的考虑（霍姆斯语）”、“宪法就是法官所说的宪法（大法官胡格斯语）”与反对的观点如“司法能动主义是一个不幸的现象，如果没有它美国法律将会变得更美好（克里斯托弗·沃尔夫语）”并存，而且从原则上反对一切司法能动主义到主张不受限制的司法自由裁量，各种程度的立场实际上都存在着。因此，在两大法系之间以及大陆法系不同国家之间，民事诉讼的功能和地位表现出巨大的差异，随着当代司法权限的扩大，世界各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功能分化趋向愈来愈明显，美国学者Kenneth E. Scott将其类型化为“纠纷解决模式”和“政策修正模式”，[10]二者分别代表了传统司法理念和司法能动主义观念，并反映在不同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之中。
现代型诉讼的权利生成和政策形成功能是与司法能动主义密不可分的，甚至是以司法能动主义作为其理论根基的，这一点可以解释现代型诉讼之所以在日本、美国获得高度重视并取得重大发展的原因。日本二战后的法律制度深受美国的影响，以所谓的“四大公害诉讼”为契机，法院的司法功能得到了强化，具有超越近代诉讼理念的司法能动主义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一方面，在现代型诉讼中，原告常以实体法没有规定的日照权、环境权、嫌烟权等新权利为依据提出自己的诉讼主张，日本法官通过民事诉讼实践将但法律上值得保护的利益上升为权利，创造了诸如“日照权”等民事权利，这种法官造法现象还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另一方面，日本法院对于现代型纠纷的处理，总体上的反应是比较积极的、慎重的，例如，大阪国际机场噪音诉讼中，包括国际航班在内的飞机的运营时间及频度成为争议的问题，原告的请求实际上是对国家运输政策是否恰当提出了质疑。日本民法原则上以财产上的损害赔偿作为侵权行为的法律效果，而未对停止侵害做出任何规定，因而在法律构成上，事关将来的停止请求较难得到认可，然而日本法院从来没有因此而拒绝受理和裁判此类新型纠纷。就判决而言，日本法院通常认可对于过去所受损害的赔偿请求，但对于停止侵害或要求变更、修正公共政策的请求，则除了极少数的下级法院外，都表现得相当慎重，因为一旦在诉讼中认可其请求，则必然会对诉外的很多利害关系人，甚至对国家的政策方针造成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