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刑事政策的过多强调与运用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抹淡了刑法理念。造成了一定的混淆。以“宽严相济”和“刑罚轻缓化”为例：和谐社会、法治社会的建设以及我国当前的形式法治事业，需要这两个“红头政策”，可是笔者注意到，似乎绝大部分案件在遇到罪有罪无、罪轻罪重的争论时，都会“援引”这两个“红头政策”，因为“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笔者认为，这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这两个“红头政策”的本义，是一种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的表现。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例来讲，其真正的内涵式该轻就轻，该重就重，不可轻重混淆。不能把“宽严相济”理解为“宽严混淆”，更不能“只宽不严”。如果将刑事政策过于吹捧，做夸大化的解释，就会对刑法的基本理念造成冲击，例如只强调“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会与作为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相悖，不利于刑事法治事业的进展。

　　以“5·7”杭州飙车案为例再来论述。对于此案定性的争议已有时日，虽然一审法院将此案定性为“交通肇事罪”，但是包括笔者在内的诸多学者专家却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观点，这其中根本的分歧电正如前所述，就是如何考察认定行为人行为时的主观心理态度——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还是放任被害人死亡的间接故意。当然，争论的双方都从自己理论的角度对自己的观点能够“自圆其说”。可是，笔者强调的是，本案不仅仅是一起案件的定性问题，更多的却是折射出我国司法实践部门刑法理念、刑法价值选择的大问题。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胡斌成立“交通肇事罪”，似乎是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是判决结果却在客观撒谎那个为公众树立了这样一个假象：闹事飙车不算是什么重罪，不过是交通肇事罪而已。然而，面对着舆情汹涌的民众，这种假象似乎没有市场科研，毕竟社会大众心中有自己的度量衡。

　　站在理论的角度讲，本案的判决关乎着刑法价值的选择。现代法治理念认为，法律价值的选择存在其固有的根源，那就是国家利益和广大社会公众利益的分配，刑法价值的选择更应该符合国家社会利益的需要。实际中，偏离了国家和社会利益中心的价值选择，往往上人为地掺杂了各种或这或那的因素，这对于法治事业的发展不得不说是一种挑战。本案中，闹市飙车侵犯的不仅是交通肇事罪所保护的法益，更重要的是社会公众内心期待的公共安全。在刑法的价值选择上，以强调保护公共安全的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适用于本案判决，也许会更能维护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公共安全，也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