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过于自信的过失”之所以是“过于自信”，说明行为人行为时是自恃本领高强、技术过人（客观上确实如此），但是行为人却偏偏“阴沟里翻了船”。也就是说，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种主观过错，必须具有其“自信”的资本和实力，否则不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而是“间接故意”。举例说明：一位初学打猎的年轻人追逐野物至田野，发现野物正停留在田埂上啄食，但是野物不远处恰有一位农民在劳作。年轻人不顾农民的安危，只想猎取野物，举枪射击，不料技术不精，子弹偏离射中旁边的农民。此案中很明显年轻人应该成立故意杀人罪（间接故意）。但是，本案若不是初学打猎的年轻人，而是“身经百战、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呢？这就应该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过于自信的过失）。也许有人会讲，乃年轻人只想列却野物，他根本不想打死农民，对于农民的死亡绝对是持反对台独的，根本不符合间接故意“放任”的要求。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因为综合所有因素来评价，年轻人行为时的举动客观上已经“放任了”农民的死亡结果，其“极力反对死亡结果”的心态无从表现在行为上，只是存在于其外人不可能发现的内心，要知道，内心的东西谁都会讲，可是法律不一定会相信。再回到“5·7”杭州飙车案中，分析被告人胡斌的主观心理。从上述论述中也可以发现，胡斌不成立“过于自信的过失”而应该以“间接故意”来认定。因为，胡斌并不是技术过硬、本领高超，更不是专业的车手，只是一般的“富家子弟”。

　　第三，类似闹事飙车的案例以刑法第114条、第115条论处已有先例。根据有关报道，北京2007年曾经发生过一起“闹事飙车案”，最终法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因此，闹事飙车造成严重危害结果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并不是“前无古人”，大可不必“怕虎怕狼”。

　　三、刑法价值选择标准的厘定

　　“5·7”杭州飙车案之所以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就是因为它的定性关乎到刑法价值的选择，它不仅仅是一个个案，更是刑法理念重新厘定的一个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