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的这句魔咒用在现代人身上也许更加合适，因为不论中西，从帝国时代到共和国时代，政治范围的扩展、政治建构的规模与层次的复杂提升都对人的政治品性与政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历史演进的自然过程。这一过程对于西方来说也并非田园牧歌，真神俗神眼花缭乱，激情理想缠绕逶迤，创造挫折毁誉参半。但无论如何，西方在近代的入口处，政治的民主规定性已获确认，通过与自由的平衡而在宪政制度下完成现代政治之理念与制度的定型。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概念的现代进化则充满曲折反复。中国在“走向共和”的历史进程中缺乏合适的内部经济基础与和平的外部国际环境，民族的利益认同与维护优先于民主。1949年也没有提供“民主政治”的充分经济基础与国际环境，“紧急状态”下的政治与建设难以为常态民主提供空间。毛时代的阶级政治是一种非常政治。1978年开始、至今未终结的时代可以统称为“改革时代”，阶级政治的概念被抛弃，但并非代之以西方现成的代议式民主政治，尽管包含其重要的制度外表和局部实践形式。改革时代的政治概念可以概括为“协商政治”，这也是一种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概念和传统帝国体系中的协商精神的历史耦合。协商性成为中国当代政治的底色。从阶级政治向协商政治的转变，体现了中国政治理性化的发展方向。协商政治作为中国当代政治的底色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发展的阶段性，对此需要立足本民族的历史基础、发展利益和政治认知进行客观而科学的评价。笔者在意的是建国六十年间中国场域里政治概念从“阶级政治”向“协商政治”变迁的时代基础与历史理性。

　　毛时代的政治概念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基本精神的。“专政”在基本逻辑上内含了一种“假想敌”观念，其基本思维工具是“人民-敌人”，社会操作工具是“成分”标准（具体化的阶级标准）。在专政精神下通过对人进行历史社会身份的甄别，完成“敌我区分”，一切政治待遇和斗争方式都以这一区分为规范性基础。当然，人民的边界是会发生浮动的，这取决于斗争的策略需要以及具体斗争的实际效果。这一政治概念与操作原则和施米特的政治概念如出一辙。当然，这也许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客观环境有关--外部空间上承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体系性封锁的巨大压力；内部空间上，国民党盘踞台湾并在大陆潜伏大量特务，各地土匪林立，国内政治环境险象环生；革命后干部的道德素质与专业素质出现危机，等等。内忧外患之际，革命虽然成功，但“专政”的需求不是弱化了，而是强化了。为了保卫政权和提供国家工业化的秩序前提，国家的专政职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毛时代的政治概念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正当性，基本回应了那一时代建设非常政治的理论与制度性需求，尽管某些个案（比如文革）中出现了重大的实践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