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家管理的衰落与公共治理的兴起
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是家长式的管理者，是唯一合法的管理主体，以秩序为导向，采取封闭式、单向度的管理方式。这种模式的缺点在于能力不足、效果不佳，正当性也存在疑问。在新的形势下，国家既可能是管理者，也可能是服务者、监督者、辅助者，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社会、市场在具体事项上的能力和需求做出情境化的判断。
与政府角色变迁相关的是公共治理的兴起，公共治理是一种多中心的复合式治理，治理的方式和手段是多元的，治理是既有输入也有输出的双向过程，是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具有广泛公众参与的特点。
3、《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的争议
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一次正式确立了民告官的制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在制定《行政诉讼法》的过程中，我国行政法学界围绕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展开过激烈争论，即行政法是要“控权”、“保权”，还是“既要保权又要控权”。当时，我担任行政立法研究组的副组长，亲历了起草过程和其中的争论。最终，《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宗旨，可以说是吸收了“既要保权又要控权”的兼顾论。
（二）学术背景
80年代中后期，我国行政法学已经开始对行政法学理论基础展开了初步讨论，先后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论”、“人民政府论”等观点。这些观点极具开拓性，但尚未完全摆脱法律阶级性等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以理想类型的方式，梳理和归纳了管理论和控权论两种行政法模式。
在管理论的模式下，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 ，二者法律地位不平等，行政权优先于个人权利，公民处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强调通过维护行政特权保证行政管理的秩序和效率。
